
文/语默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一座小镇上,一位未来的现实主义作家诞生了。他的父亲是来自德国的贫困移民,母亲出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农民家庭,物质匮乏的童年生活历练了他,同时也为其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由于家庭经济出现了危机,不可能再正常供应他上学了,他只好选择辍学到芝加哥谋生,先后在五金店和小餐馆做临时工,微薄的劳酬只够他勉强度日。后来,在一位热心的中学老师菲尔婷小姐的资助下,他顺利进入了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由于在大学里遭遇了各种负面事件,无奈之下只好在次年放弃学业,他重新回到芝加哥后曾在某家具公司和地产公司工作,在这段时间让他深入洞悉到了社会黑幕。就在他渴望成为一名媒体记者的时候,芝加哥《环球报》恰巧正在举行社会文章征稿活动,他写了一篇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内容的深刻性受到了报社总编赏识,随后他被聘为该报新闻记者。在此期间常往返于芝加哥等地,因为报社工作有悖于理想,两年后他毅然辞职去了纽约。到了纽约后他最初为杂志撰写稿件,同时也在着手毕生的文学事业,在斯宾塞、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思想启示下,并结合美国社会现实及早年记忆,几乎才用了六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嘉莉妹妹》。这本著作讲的是农村姑娘到都市寻找幸福,为了早日摆脱困境而出卖贞操,曾先后与富有的推销员和酒店老板同居,最终靠嗓音和美貌赢得人生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在作家亚瑟·亨利鞭策下完成的,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杰作”。

经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大力举荐,虽被出版商弗兰克·道布尔戴所接受,但不幸的是此书一出版便被“阉割”了,以《嘉莉妹妹》“影响恶劣”为由禁止发行。据他回忆说这本书一册也没卖出,只是以少量赠阅的方式分发给了书刊评论家,得到的稿费也是少得可怜。此书对他造成了致命打击,曾流落到布鲁克林的贫民窟,徘徊在生死边缘而难以自拔,但经历了一段思想危机之后,他还是选择了重新振作起来,毕竟“生活就是悲剧”。此后十多年他几乎中断了写作,但并没有忘记深入观察生活,这段时间他在多家杂志社供职,自然其生活也有了基本物质保障。同时,他也在为创作长篇小说《珍妮姑娘》做准备,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珍妮是一个贫困工人家庭的孩子,为了摆脱悲惨的生活现状不得不去做佣人,先是成为参议院白兰德的情妇,继而与富家阔少雷斯脱同居。通过深入剖析弱者的宿命人生,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他是继《嘉莉妹妹》之后又一部精品力作。从1901年开始创作《珍妮姑娘》算起,到正式出版则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值得庆幸的是《珍妮姑娘》得到了读者肯定,但可惜的是却被批评家们束之高阁,在美国作家门肯给他的信中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待《珍妮姑娘》出版后,可能会有书评家对这本书提出反对意见,譬如:篇幅过长。”此时的他已是多份妇女杂志主编,并拥有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就在春风得意之时却又因绯闻无奈离职,他也借此机会重新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

可以说真正让他震撼美国文坛的,并不是因于处女作《嘉莉妹妹》,也不是借力于其姊妹篇《珍妮姑娘》,而是他的史诗性鸿篇巨著《欲望三部曲》。这三部长篇小说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精力,从1912年完成第一部《金融家》,到1914年第二部《巨人》的定稿,截止1947年第三部《斯多葛》(或《禁欲者》)的出版,这是他用三十多年心血锻造的扛鼎之作。三部作品的故事取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对资本家强取豪夺的“欲望”给予了批判。围绕金融巨子的发家史写就的《金融家》,主要讲述了柯帕乌从小职员成为金融家的历程,通过对柯帕乌与财政局长的狗扯连环的刻骨描写,透析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肮脏本质。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要钱,但并不是为了钱。他们要钱是因为钱可以买到使生活舒适的东西的缘故,而金融家要钱是因为钱能够操纵——因为钱可以变作尊荣,威力、政权的缘故。”这些诠释商界生活的神来之笔,深得巴尔扎克式小说“金钱观”之精髓。两年后完稿的第二部作品《巨人》,依旧是以资本家柯帕乌为主线展开的,揭示了司法独立与民主政治的虚伪,以及美国老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主人公柯帕乌在芝加哥再创商业辉煌,毫无底线地追逐金钱、权力、女人,将马基雅弗利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第三部《斯多葛》则在他死后由夫人续写尾篇完成。作家语默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欲望三部曲》的哲学分析,那么他的《欲望三部曲》就是对《资本论》的文学叙述。

随着他的《欲望三部曲》前两部的出版,另一部自传性小说《“天才”》也相继完稿,实际上它的初稿完成于《珍妮姑娘》之后,因为在创作过程遭遇了诸多瓶颈,所以最后定稿则晚于《金融家》和《巨人》两部作品。然而这部作品则是他最具争议的小说,在当时的美国文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是个极具天赋的画家,却无法得到现实社会的认可,为了生存只能堕落为艺术商人,最终“成功”毁灭了“天才”。这本《“天才”》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在出版后便被美国当局列为禁书,为此也遭到了文学界的强烈抗议,最终捍卫《“天才”》的作家们赢得了胜利。不过这些经历也让他临时改变了创作方向,他相继完成了《四十岁的旅行者》和《胡塞的假日》两本游记作品,此后又先后写出了多幕剧《陶工的手》、短篇小说集《自由及其他的故事》和散文集《十二个人》及自传《关于我自己》,在短暂“停歇”之后,一枚“思想炸弹”炸响了。能代表他最高成就的《美国悲剧》,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告捷。这是一部足以使其能与欧洲大文豪比肩的著作,并与后来出版的政论集《悲剧的美国》和《美国是值得拯救的》交相呼应。这部三卷本的巨著围绕金融危机展开,不仅揭示了美国社会悲剧现状,还对社会制度给予了严厉控诉。其内容以美国的悲剧现实为依据,这也正是“悲剧”能抵达“悲剧金字塔”的缘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称《美国悲剧》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

他死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堡垒》,是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作品。这本书从开始创作到完稿,整整间隔了三十一年之久。就在他重新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了,他彻底摆脱了“审美与伦理”的禁锢,真正步入到了“宗教信仰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堡垒》这部作品,曾大量引用《圣经》里的名言,就在他临终前曾这样说:“我现在相信上帝了”。《堡垒》描写了“理想的破灭”,却宣告了“孤独的胜利”:生就是为了死。有人说他是没有风格的作家,也有人称他是极具个性的作家,这些评价其实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是真正忠实于现实生活,为美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的作家。中国诗人语默说:他的文笔是“粗俗的”,甚至是“野蛮的”,却最真实。他曾自信满满地说:“美国对我来说,就像俄国对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法国之于福楼拜和莫泊桑那样令人满意和鼓舞人心,这我敢肯定。”毫无疑问,他是可与福克纳、海明威相提并论的作家。马克思说:“巴尔扎克是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作家,然而对他产生持久影响的作家也只有巴尔扎克,他不仅承继了巴尔扎克的平民化“粗糙”文风,还“效仿”了巴尔扎克“金钱”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延续了巴尔扎克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他就是美国的巴尔扎克”。美国文学批评家卡津曾诙谐地赞扬道:“他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天才”。我们需要缅怀的这位人物,正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他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
本文配图均为美国作家德莱塞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活照及历史相关资料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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