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 Lolos的间隔年(gapyear)是在新西兰，2015年Johan游历了新西兰的几乎每一处国家公园。Johan拿起相机，拍下他看到的无与伦比的新西兰美景。旅行的同时，Johan成为了一名全职摄影师。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18日《南方周末》)

“间隔年，已经变成定位社会阶层，或者转变社会身份的方式。”间隔年让年轻人区别于过去的自己，区别于他人，成为年轻人之间的一种阶层区分和身份象征。

2012年，当翁承熙踏进四川农业大学的大门时，他想不到，告别来得这么快。刚上大一的他，不顾父母反对决然休学。那一年，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准兽医，在车轮上度过，可骑行并没让他找到目的地。间隔年结束后，他依旧迷茫，旅行的渴望终究压倒了上学的意愿，在父母失望的注视下，他选择退学，封死了自己的求学路。

在国内社交媒体上，间隔年一直存在被浪漫化解读的倾向。

被间隔年的自由外衣魅惑的年轻人，兜兜转转一圈后，有人到达彼岸，重新上路;有人却在漩涡中打转，在迷茫的螺旋里沉底。

“间隔年是一把双刃剑，你如果不在这一年之内把自己的能力、经历提升上去，其实你是在做无用功。”被间隔年赋予了人生方向的姚舜，却并不盲目叫好，他告诫那些草率选择的年轻人，“你要有勇气去承担后果，不要因为我去休学，你们都休学，不要因为所有人都去旅行了，你也要去旅行。只有很小众的人适合间隔年，你要有能力去承载你的想法。当你的才华配不上你的野心，你就埋头读书。” 对姚舜来说，间隔年不是迷茫下的任性出走，而是对自己人生目标更明晰规划的旅途。

相比把住风帆的姚舜，英国男生盖瑞，却难言成败。

本科毕业时，英国男生盖瑞对工作无所适从，逃离了他所成长的世界，为了攒去澳洲的路费，他在香港半路停下，做了名兼职老师。那时候，他一心想去澳洲，从没计划以老师为业。未曾想，他爱上了教学，爱上了香港，就此留下。

他从兼职变成中学全职教师，博士毕业后，跳上枝头，成为名校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盖瑞对南方周末记者笑言，“我这一间隔，就间隔了二十九年呢。”

间隔年，对人生况味缺乏体察的年轻人，如一叶扁舟，在生活的顺流逆流中，航道千差万别。

自担风险的人生

托马斯，这个留着一头时尚发型的缅甸男生，从贫瘠的家乡来到富饶的澳洲，他对于这片新大陆满怀热望。这个黢黑的亚裔男孩习惯穿正装打领带，渴望融入白人社会，却一次又一次被白浪花拍上礁石。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取得科学专业本科学位后，找工作处处碰壁，选择回炉重造。

而新专业是某院校的理疗专业，和原先的学业风牛马不相及。可本该治愈身心的理疗专业，依旧治不了他的心病，“课程太难，以至于让我难以理解;而跟女朋友分手，更让我的成绩波动加剧”。学业艰难，情感压力，命运的连环重击让他难以喘息，开学3个月，他就延迟学业一年，给自己透口气。

间隔年，被托马斯视为“重新设定自己”的救命稻草。如今，他在一家工厂的车间里贴标签，从事着与他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体力劳动。这份全职工作日均工作10小时，常加班到深夜，频频叫累之余，可他自觉“让身心都变得更健康”。“我更愿意工作，而不是学习，我爸常说，工作让人快乐。”托马斯说。在体力劳动者出身的父母看来，孩子间隔年前的状态让人堪忧，饱受重压，郁郁寡欢，工作反而让他面貌一新。

他筹划着，即使复学以后，依旧保持全职工作，被记者问到如何兼顾学业时，他再次陷入踌躇与犹豫，毕竟，对他来说，学业往往是与压力如影随形的，那是撕开他自卑内心的锋利剪子。

“爸妈当然支持我间隔年，因为我得以经济自立，他们就不需要再给我钱”，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这让托马斯感觉良好。出身于移民家庭的他，恐惧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命运，“爸妈时常入不敷出，我不得不自付账单”，如今，工作收入让他得以接济家里，谋生的压力反而催他挺直了腰杆。

对托马斯来说，窘迫的家境，让离开墨尔本外出旅行都成了难事一桩，出国更是堪称奢侈。这个缅甸男生，间隔年让他在经济自立中寻得自强，有勇气面对避无可避的残酷人生。

隔着半个地球，陈杰很能理解托马斯，他选择间隔年，是因为对人生的迷茫，让他难以继续学业;想去拉萨，却囊中羞涩。

缺钱，让陈杰的间隔年从一开始就坠下云端。大二休学后，他在校外租房，通过打工挣钱。白天，他拉下面子，在熟悉的校园里送外卖，面对同学吃惊的面孔，他毫不在意;晚上，他去酒吧驻唱，200元一晚，一晚唱四五个小时，一周唱四天。放下自尊，一个月下来，陈杰能挣到六七千元，这超过他一年的学费。

为了省下开销，陈杰常常几块钱的蛋炒饭就应付一餐，“没有一块肉”。

如此自虐下来，他终究攒够了去拉萨的钱。如今回想，陈杰反而觉得，“为旅行而打工的日子比旅行更闪亮”。

“一切都是为了多挣点钱”，间隔年头几个月的打工经历，给陈杰攒下的不仅是钱和自信，还有关于将来的一条岔路。酒吧驻唱时，陈杰收获了一批粉丝，“台下有人给我喝彩”。毕业后，陈杰依旧在酒吧驻唱，一个月可有一万元入账。可音乐这条路，陈杰终究没走下去，如同间隔年那般，这段日子成为他人生的短暂插曲。

日夜颠倒，晚上撑着眼皮在酒吧唱歌，“除了掌声也没有别的”，过腻了非主流生活的他，转而干起了销售，成为朝九晚五汹涌人头中的一员，“这更踏实一点”。

“社会阶层之不同，无疑会影响学生对于间隔年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英剑说，他建议社会组织为间隔年申请者提供奖学金与助学金，以减少社会阶层不同带来的差别。

间隔年成为一种身份标识

相比托马斯和陈杰，姚舜和潘静仪的间隔年来得更为开阔和丰富，这从启动资金就可见一斑。

五万元，让姚舜一年走了42个国家;2万美金，则让潘静仪环球一圈，用600天走了29个国家，睡了86张沙发。

2017年6月，姚舜和学弟学妹们一同毕业，这是他间隔年的代价。行迹已踏足49个国家的他，被聘为职业体验旅行师，走上新的环球旅程，还享有可观的薪酬。

高薪旅行，对于他的很多同龄人来讲，这样的生活是梦想却又遥不可及。对姚舜来说，间隔年是打开“第二种人生”的一把钥匙，多少人从旅行回归日常，可他却把这变成了金饭碗。

“出书、创业、闯天下”，这是当初休学时，姚舜在申请文件上写下的理由，无论从名还是利上，他都渴望有所得。他承认，当时行将毕业的他，还没有做好迈入社会的准备，可他并不认为对工作的抵触，就是逃避现实，“老师爸妈都说好好读书，以后找个好工作，可读书不就是为了做想做的事吗?”

环游世界，既是圆梦，也是姚舜对教育理念的抗争。揣着五万块的积蓄，他跳上了跨越欧亚大陆的火车。西游又归东，靠写稿、卖图、接赞助，一年走了欧亚42个国家后，他手里竟还有盈余。

同样是在毕业的关口，摆在潘静仪面前的路更窄些。留学申请失败，给她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无法延后毕业的她，吃不到应届就业的果子，百般迷茫下，她磕磕绊绊地走上环球之旅，“给自己一个喘气的小间隔，去看看国外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

“间隔年，已经变成定位社会阶层，或者转变社会身份的方式。”英国萨里大学学者安德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间隔年让年轻人区别于过去的自己，区别于他人，成为年轻人之间的一种阶层区分和身份象征。安德烈曾采访23个间隔年过的年轻人，来自英国中产阶层家庭的马修和乔希表示， 通过间隔年，他们把自己和同阶层的人区别开来。

“因为国外间隔年比较普遍，国外的用人单位不会强调应届生身份，但国内就很强调”，英国猎头公司瀚纳仕经理陈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国内，应届生就业的门槛低于社会招聘，更是取得北京等大城市户口的便捷方式。这道坎并非不可逾越，郭英剑认为，只要高校逐步倡导并制度性配套，相关机构企业的招聘规则也将随之调整。

告别“第一种人生”，心疼潘静仪的爷爷投了反对票，朋友也不理解:“你还要继续漂下去?赚更多的工作经验，才能不落人后啊!”缴纳美国签证费用的前夜，她彻夜无眠，最终，这个对亲友言听计从的乖乖女，头一回背道而行:独自上路的她，一去就是两年。

为了挣旅费，在纽约，她捋起袖子，干起伺候人的活计。在一间日本寿司餐厅打工时，同事的排挤让她倍感无助——毕竟餐厅里多一个服务生，就意味着多分一份小费，他们的收入就少了。一周后，她被老板娘炒了，一分钱也拿不到，“当时出了餐厅很想哭，刚找到房子要付房租，旅费几乎见底，吃饭也成问题，连坐地铁2.7毛美金都不舍得给，宁愿走回去”。被生活逼上悬崖的她，挨家挨户地找工作，直到天色发黑，一家日本人开的面店才愿意收留她。回忆起那段含泪活着的日子，她至今还有想哭的冲动。

潘静仪经历的辛酸，姚舜感同身受。为了凑足旅费，他需要写文章、卖照片、拍视频，这让他认识到自由职业的真相，并不是“睡到中午起来嗨，而是早起拍日出，要写作、要编辑、要发布”。别人是朝九晚五，他是朝八晚十三。

在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等待日落时，他被一个热情的卡塔尔小伙子邀请转转，结果，等待他的是个陷阱。被骗到地下酒吧的他，识穿了酒托的把戏，夺门而出，被五六个黑衣人紧追不舍。

间隔年，让那些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为想要成为的人。2012年10月24日，直到在前往纽约的飞机上，潘静仪仍在反复问自己:“我在逃避社会，逃避工作吗?”以前，她设想的美满人生是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在大城市过上“白富美”的生活。

直到在智利的一个海港，一本书让潘静仪的人生目标迥然一变——这本《穷爸爸，富爸爸》，颠覆了她的财富观，创业的决心，由此萌发。

在智利最南部，潘静仪发现，同一款移动硬盘在不同国家销售的价差高达数倍。从那以后，她的旅行变成了环球经济考察。在找沙发主人上，她喜欢找生意人，以便了解当地人的消费情况、购买需求。“越旅行，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今，这个从不曾上过一天班的姑娘，成了一家红酒贸易公司的老板。

在郭英剑教授看来，间隔年是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是一种走出课堂、游历四方的“游学”，是自觉意识推动下的人生路预演。通过对个人意识的强化，从而对生活及职业有更深入的思考。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过

9年后再回中国，陆清源补上了人生拼图缺失的一块。

曾经，这个美国新移民满脑子想的是，成绩如何能比白人同学更高，如何能学更多的专业，如何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她从没休过假，做很多份实习，当同学在派对里狂欢时，她通宵达旦地趴在桌前学习。她的愿望清单在一笔笔勾上，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修了两个专业，拿到了知名咨询公司的工作，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的她，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她渴望休息，渴望读书和工作之外的第三种生活。

和校园再无瓜葛的她，套上职场的工装，她的间隔年是否来晚了?

公司给了她圆梦的支持，她可以自由选择开始上班的时间，同时，一笔可观的签约金塞进她的腰包，5000美元。在陆清源看来，间隔年在美国非常流行，不乏公司支持应届毕业的员工延迟上班，“没有任何罚金”。她选择毕业后7个月上班，一下多了200多天的空档，她那一桩桩落上尘土的游玩计划，自此照进现实，哪怕父亲强烈反对，女儿间隔半年，无异于是损失了半年的工资。在这个移民家庭里，辛勤工作是不容置疑的价值观。

“这是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或亚洲家庭有个观点，毕业了就要尽快工作，要回馈家庭和社会。“盖瑞说。

从初中移民去美国后，陆清源就再也没能回国，这个活在童年记忆里的家乡，由于距离，带上些许陌生的面纱。

令陆清源意外的是，最让她受挫的，却是在最熟悉的城市。由于原来的居家荒废已久，她只能寄居在上海亲戚家，虽然只是旅行间歇的短暂休整，但寄人篱下的麻烦让她很是受挫，“他们虽然嘴上欢迎我，但其实多住几天的话，就会显出很麻烦的样子”。

郭英剑教授将间隔年称为“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离开爸妈羽翼的陆清源，冷暖自知。徐州，是她在间隔年里去的最多的地方，那里有她儿时的闺蜜。

她在闺蜜家的服装店当起了打杂小妹，跟客户谈生意，为价格周旋迂回，应付种种刁难，乃至于跑腿，买盒饭。对家境富裕的陆清源来说，如此拉拉杂杂的劳动，却也是种别样的体验。她不觉艰辛，反倒品出了“情同姐妹”的甜蜜滋味，更让“从来不会做饭”的她学会了为姐妹烧菜。那段“吃人家烧的家常菜”的日子，让她至今感恩。

在跑遍大半个中国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后，陆清源猛然明白，人生并不是一刻不停地工作。她反思以往与母亲的相处方式，埋头学业，曾让她和母亲有了距离。旅途中，面对母亲这个旅伴，陆清源在零距离的陪伴中，找到了爱的方式。漫漫旅程，有人同行，也有人就此分手，“花了大量时间与人相处”后，往日刁蛮的小公主学会照顾人，学会对人更有耐心。

“总体来说，间隔年只是个别人的风潮，不可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下成为主流。”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有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不适应学习生活，就对间隔年推崇，实际上是对学习的逃避，这也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有一定缺陷，“我们可以包容间隔年这种个性的选择，但我们不应过度提倡、大力渲染这种方式”。

(文中姚舜、潘静仪、陈杰、翁承熙、盖瑞、托马斯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