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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设立于2005年，作为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主要授予在海外介绍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品牌。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入了解这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充当桥梁作用的汉学家，我们特此推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系列专栏，讲述汉学家的中国故事。

伊维德(Wilt L. Idema)，出生于荷兰的达伦(Dalen)，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荷兰翻译家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致力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国戏剧和中国女性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译著有《孟浩然文选》、《李清照文选》、《西厢记》等。

不堪忍受“哑巴中文”，自学普通话

学问可以基于文本，交流却必需语言。面对陌生人时，伊维德常会略带腼腆地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然而，当人们将期待降低之后，他却以其丰富的汉语词汇储备和学术含金量震惊四座。

罗马非一日建成，伊维德的成就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实际上，为了学习中文、学说普通话，打好汉学研究的基本功，伊维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绕过不少弯。

伊维德自认为与很多汉学家不同，他的父母与中国毫无渊源，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完全是出于兴趣。高中时，伊维德看了两本小说，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一本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这两部书将他的目光引向了东方。

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后，伊维德立刻选修了中文。不过，这只是“哑巴中文”，大学毕业时，伊维德“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运气不好，1968年毕业，那时到中国留学基本不可能。”在老师的推荐下，伊维德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现实再次令伊维德吃了“哑巴亏”--他确实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和治学方法，学普通话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期间，伊维德也考虑过到中国台湾“学说话”、在香港待了十个月，但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所讲的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决定继续“保持沉默”。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伊维德已经成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能够同时阅读繁体、简体字书籍，筷子用得很熟练。就在这一年，一个将赴中国旅游的荷兰旅行团找到他，请他做导游。“当时坐飞机的时间很长，从阿姆斯特丹途经法国、伊朗、印度，中途停靠很多国家才能到达中国。”那次带团，伊维德一口气跑了5个城市:香港、广州、长沙、西安、北京。

后来，在北京大学访学两年期间，他终于学到了地道的普通话。那段时光令他至今难忘。“哇哦，这儿的老师普通话讲得这么清楚!”说这句话时，伊维德甩出了一个漂亮的儿化音，几乎让人忘记他的高鼻梁和蓝眼睛。

响当当的中国戏曲专家

在汉学界，伊维德是响当当的人物--有资格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都是声望与实力兼具的汉学家。除了这一头衔，他还是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他出版的著作、译著超过50种，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他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伊维德以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版本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见解。作为一位精于术又勤于思的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学者，伊维德治学时严谨规整，思考时活跃开放，立足于古典文献考据，同时放眼当下社会。

比如，伊维德认为，对传统戏曲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元杂剧的研究领域为例，要从元刊本、改写本到明传奇中元杂剧故事的版本变化中，看到当时的表演制度、社会功能以及明代宫廷审查等对戏曲文本、戏剧结构的制约。其治学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伊维德虽然擅长版本研究，却极力主张从社会、民间层面看待戏曲的发展与创新，这与他的社会学背景有莫大关系。现在，伊维德对中国民间故事尤感兴趣。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投入“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翻译中，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间社会、通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文本。

中西结合，古为今用

在中国传统戏曲作品的交流上，他主张，要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带来的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差异，因为西方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之际，往往从翻译者的兴趣爱好与作品的可译性入手，而很少从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出发，因此，不能仅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问题，那样势必会造成一定的隔膜，阻碍双方的理解与沟通。

谈到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伊维德指出，中国戏曲很具现代性，比如京剧，实际上比后起的话剧更具有现代性。伊维德说，现今中国人谈到京剧，往往是指梅兰芳出现之后的京剧。此时的京剧以西方话剧为对照，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的规范系统。之前，京剧一直融合、变化，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到梅兰芳时代跃为国粹，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殿堂艺术，其表演、服装等方面的艺术性得到空前增强，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现今中国戏曲固然不失传统，但都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性。

同时，伊维德指出，不容忽视的是，从18世纪上半叶传教士马若瑟把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到欧洲起，到20世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灰阑记》，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美学体系对西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文化交流发扬下去，为人类的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伊维德如是说。

当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因此，如何从人类共有的美好追求出发，寻求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加强彼此的了解和认知就成为双方对话的重要内容。对此，伊维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和“孝”其实并非中国所独有，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老人的尊重一样在西方文化中得到推崇，只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过于拔高了对“孝”的定义，强调了“孝”的某一方面，而《二十四孝》中的一些事例也过于极端，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认知。

伊维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必须在全面考量历史先贤的论述并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但又不是中国独享的文化价值体系。伊维德建议更多地让外国人来翻译中国作品，让外国人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和“味道”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