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这是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镇江等主要城市，拜访了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官宦名人，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文庙、西湖、灵隐寺、寒山寺、沧浪亭、黄鹤楼、赤壁等名胜古迹。

内藤既感受到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怠惰与士人的低迷心态，也体会到中国地域上南北地气与风俗的迥异，引发诸多感慨，形成了“守旧”之中国印象。

内藤从变法方式、社会风气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体验中国的文化。内藤在天津和上海分别与蒋国亮、文廷式谈论了中国的变法方式问题：

蒋：您我们同洲人士，满腔热忱观察中国。这次来华一游，对中国的情况应该有了大致了解了。万请赐教，现在要救时局，有什么方法，该从哪里着手？

内藤：我个人以为，贵国的积弊，并不是从本朝开始，从远处追究根本，则在商殃的废井田而开阡陌上；从近处寻找原因，则在科举取士的有美名而无实效上。再加上郡县制度以来，地方官不把老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现在的时局，或许正是进行大变革的时机吧？谈何容易，总之能使变革成功的就在于你们了。

文：近来有人议论和贵国联台，打算借用贵国的兵力。这是不足为议的。我正希望贵国的人材为我们办理各种事情，纲举目张，使所有的事情都有先例。这是我国迫切希望于同洲的地方。先生以为如何呢?

内藤：借兵力的想法不过是权宜之计。贵国的革新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可以完成的。用我国人办理各种事务以作为先例，先生的想法非常高明。不过我国人中熟悉贵国情况的实在不多，如果一概拿我国的先例在贵国实行，就如方钠圆凿，互不相容。台湾就是前车之鉴。

内藤：希望用一纸法令使全国执行，这就是去年维新之举归于失败的原因。对于依照什么样的步骤进行维新，我很想听您的高见。

文：贵国一姓相承两千多年，所以可以先定国是，然后渐渐修改。我国现在的情况不能仿照贵国的事例。制定治国的方法，在今天，博采各国的长处，救治千年的弊端，规模建立起来，宪法自然会实施，所以也不是难事。难的是新旧接替的交接，和尊攘的方法。

内藤：时机的改变，首先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举动。我国幕府的施政，很久以来不得人心，所以必须打倒它，然后国家的状况为之一变。贵国当今的状况，是否属于同样的例子呢?

文：贵国在天皇的名义下，事情比较好办。所以几十位志士就能成功。我国的例子，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

内藤：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游览长城，经过的州县，都残破不堪，没有得到治理。寺观之类，也都荒废颓败。所以我想，所谓千年的弊端，即便是康熙、乾隆的盛世，也未曾得到缓解。特别是当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才得以粉饰一时的太平。现在要革除掉这些顽固的弊端，谈何容易。拿这些和我国三十年来的变革相比，有些很难做到的事情。抵抗外国的欺侮侵略，虽然是极难的事情，但我认为和革除旧来的弊端比起来，还是比较好说的。先生以为如何呢?

文：我想了很久了，观察国情的人正应当像《管子·八观》上所说那样。改日我会和您一一详细分析，并且再次向您请教。这哪里是几张纸上的空泛之谈所能讲清楚的?没有兵力，国家便无法维持，哪里能谈到治理的方法呢?这就是我所谓的难易之说。今天已经受益匪浅，正好有游览的约定，改日接着请您指教，请恕我告辞。

内藤认为“贵国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指出中国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

内藤在天津逗留期间，还与王修植、严复谈论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内藤

对王修植说:‘旧本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而且依据当下的形势，中国连“守成”都难以为继。

内藤在游览北京文庙之后认为，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千年的文化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

总之，内藤在与中国士人的笔谈与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口舌维新、进退无措和千年积弊上构建了一个“守旧”的中国形象。

来稿/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