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经过两天的紧张而热烈的报告和讨论，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就要结束了。在这有限的两天时间里，来自世界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学者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报告，可谓盛况空前，这也标志着儒学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转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届儒学大会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大会主题，与会学者两天时间都讲了啥，著名学者林安梧一一做了精到总结，看完这篇微言大义的文章，两天大会的内容你也就能了解一二了。

一、创造性诠释与理论创新

北京大学杜维明把儒家诠释为一种“精神人文主义”，认为作为一种综合而整全的人文主义， 它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四个维度:自我、社群、自然、天道:自我指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社群指个人与社群之间健康的互动;自然指人类与自然之间持久的和谐;天道指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清华大学陈来认为，郭店楚简《六德》是孔子第一代弟子子贡、子游氏所为，它同时具有早期德行论和角色伦理的特点;从文化继承的角度说，德性伦理因其普遍化性格，比较容易处理其继承的问题，而角色伦理中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特殊性相联结的成分，在现代人的继承时就必须加以明确扬弃。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从康德的上帝意识谈到孔子的天道意识，由此对人类公共理性的建立作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认为，儒学之“道”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即宇宙和人生两个领域相融合的普遍原理之道和将真善美集于一身的价值理想之道;由此表现了哲学的自觉和个性;儒学之“道”这两方面意义，围绕“性与天道”而展开。

复旦大学杨泽波认为，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内觉先于智性，只有内觉才能成为这门学说可靠的逻辑起点;所谓内觉简单说就是在伦理学范围内人的一种自我觉知能力，通过内觉我可以觉知到自己正在思考“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这个问题。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通过对易道发现之基本原理加以阐述，指出易经哲学源起于「普遍观察」与「直觉体 悟」的两方向;人已经成为变化现象之综合作用以及其律则化的主体;人在探索宇宙万物变化现象中先把握宇宙原理，而后再与人道世界结合。

山东大学林安梧认为从“血缘性纵贯轴”到“人际性互动轴”的转化与发展，“内圣外王”的结构调整为“外王 内圣”，相应的是由君子儒学，而开启了一崭新的公民儒学的历程。

中山大学黎红雷提出企业儒学，它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御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但解决了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且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拓展了新的领域。

山东大学黄玉顺提出国民政治儒学，认为儒家政治哲学有三大历史形态:王国政治儒学 帝国政治儒学 国民政治儒学;国民政治儒学的基本内涵是:国民所有;国民所治;国民所享。

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提出“分析的儒学”，认为儒学的基本价值(大经大法)是“仁”，仁有“生生”、“一体”义;由“生生”义，可以响应“气候伦理”并超越之;由“一体”义，可以解释当代的共享经济。

二、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剑桥大学大卫·普里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认为社会主义广义上讲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强调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儒学强调大公无私、天下大公、克己，通过重新复兴儒家思想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等和腐败现象。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先生认为，今日中国和平崛起，正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理论;一带一路一旦实现既定的目标，真可为全世界增加乐利与和平，可说是王道精神的具体落实;王道才能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认以儒家智慧为底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圆融，使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为世界人民所认同、所点赞，登上世界多边外交舞台，是话语自信性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现实界的诸多冲突、战乱、恐怖威胁，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化解之大道，展示了天下的和合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认为，六经的价值论理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文明礼义之邦。

中共中央党校乔清举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的价值观为核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国际交往准则，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鉴和学习为基础，逐步打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建立民主正义的国际秩序，形成全球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文明、命运与生命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愿景，将是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贡献。

荷兰莱顿大学凯南格(PralayKanungo)认为儒家提出的“和”需要重新哲学化并积极应对关于自由、权利、不平等、压迫、暴力和冲突等问题的新挑战，带来和谐、和平。这不只是中国和亚洲的繁荣，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伊朗学者阿雷扎(Alireza Khoshrou)认为当中国领导人相信儒学是其全球软实力战略的元素时，中国需要为它的外交战略明确软实力在其中的角色，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软实力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南印第安纳大学特伦特·康格斯(Trent Engbers):从“强调仁和礼作为社会责任的起点”、“以恕观支撑西方的利他主义”、“消解五伦的等级诠释”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对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兴起与管理的影响，认为儒家思想的复兴会更大程度上促进公益活动的发展。

俄罗斯欧洲研究所马良文认为要满足全球新兴社区这个概念的要求，需要在其他的两个重要观念背景下进行评估:公共性和相似性或共享，这些概念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基础，而且它可以作为基于协同原理的一种新的全球化秩序的基础。

三、儒学发展的义理阐释与世界传播

中山大学杨海文从先秦诗书文化对孔孟文化守成主义作了论述，认为文化守成主义从孔子传承到孟子，根源于先秦儒家对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理想类型有着高度的觉悟。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从“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视角对孔子的军旅行事迹和战伐主张作了阐述，认为原始儒家的精神气质中有一定的崇武尚武气质。

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认为孟子“四端说”是对人性的肯定与激励，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梁涛结合《荀子》具体篇章的思想特色，对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荀子后学有自觉向思孟回归的倾向。复旦大学东方朔对荀子性恶论作了剖析，对化性如何可能的道德动机作了深入分析。

山东大学曾振宇从“民心即天命”的角度对董仲舒政治哲学作了论述，认为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仁学，董学就是仁学。

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认为，当今文经学完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论证之后，所要作的主要工作就不再是围绕君主专制制度的经学义理发明，而在对经典文本的解释，这就疏离了政治，这是今文经学日渐衰落的最重要原因。

山东大学王新春以张载《西铭》为例对儒家视域下的个体价值作了阐发，认为与西方鲜明的生命个我意识不同，中华文化语境下儒家有其独特责任使命担当下的个体意识。

厦门大学朱人求，从理一分殊、主敬穷理、正心诚意、文化传承、以家为本、关爱民生、教化天下等方面概括了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这都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展开。

南京大学李承贵认为务实践行、修行工夫、辨别是非、伸张正义是阳明学的四大精神，这些不仅是阳明心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其贡献于现代社会的积极资源。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伍晓明对“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是实然之心还是超然实体作了深入阐发。

美国布朗大学包筠雅(Cynthia Brokaw)从儒家书籍的出版传播角度指出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儒学作为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对晚明普通民众教育和清代出版热潮有重大影响。

武汉大学胡治洪通过分析熊十力经学思想中的外王说，认为他虽然信奉经济均平、社会自由、人际平等、政治民主、世界大同等富有现代性的政治理念，但他始终以儒家经典为普遍的至上价值。

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考察了牟宗三《圆善论》对孟告之辩的诠释，认为牟先生以心学的方式吸收了朱子格物致知之学，这是其诠释的特殊处。

美国哈佛大学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哲学启发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商业共和国文明及其古丝绸之路发展的贸易关系。

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认为韩元震为18世纪朝鲜后期“湖洛论争”重要人物，他突破朱学诠释困境，彰显栗谷一派心法，建构了朝鲜儒学直究朱熹而上溯孔子的学术样态。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丽莎·奎台特(Lisa Kuitert)通过对东印度群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图书贸易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时期，儒家教育在东印度群岛的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包括了许多致力于教育教化的中国移民与殖民地普遍使用的儒家教材。

法兰西公学院程艾兰(CHENG Anne)介绍了赫伯特·芬格莱特所著《孔子:即凡而圣》，认为该书实现了对《论语》的革命性诠释，开启了对孔子儒学的第二次全球性传播。

深圳大学景海峰从“现代性与保守主义”、“中西会通的哲学之路”、“批判的传统主义”三个方面对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作了评析，认为要警惕类似儒家原教旨主义对儒学发展的危害。

四、礼乐、宗教

山东大学曾繁仁认为儒家礼乐教化植根于天人合一观念，以中和为政治、道德、审美观念的核心，其实质是德音之教;礼乐不仅能够通过教化人心达到社会的和谐，而且能够促进人类社会与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达到天人相通的自由的审美境界。

武汉大学郭齐勇认为，礼乐文明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精神;礼乐文明内含政治正义与社会治理的智慧;礼乐文明富有生态智慧;礼乐文明彰显道德理性与君子人格;礼乐文明具有艺术与美学精神。

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曾春海认为，孔子不但定礼乐的正当典制，更正本清源的将礼乐立基于「仁」这一道德的根性或道德的主体性，礼乐的文饰、典制随时代的变迁而调整，但是深植在礼乐文化的人文理性「仁」，是人文精神的活水源头，必须自觉内证而自我肯定这一道德价值的本源。

山东师范大学丁鼎认为，《礼记》是儒家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载体;其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仍然具有跨时空的普遍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郑长铃结合陈旸《乐书》，认为要继承和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除了要让民众了解传统文化、知其所以然，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活”起来。

中国社科院刘丰认为，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山东大学姚中秋认为没有信仰之凝聚，就没有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之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具体表现为敬天、敬祖、敬圣贤、多元一体的神明观与祭祀之义。

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认为，儒家“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 成为人类宗教现象中的一大特色，其人文性的“兼容”与汇通性的“底色”，也就构成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认为殷周之际的宗教变革使得给华夏民族带来了人文道德之光的人格化天帝隐退，其精神需要轴心时代即将登场的哲人来拯救，天帝天命的时代结束了，天道天理的时代即将开启。

山东大学谢文郁从“敬天情结与儒家仁政”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儒家仁政一些基础性情感的界定，呈现了儒家仁政作为一种责任政治的运作机制。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张平以“经典 节期 对话自然 节令 ”为题对中国与犹太传统节日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儒家时空合一的节令比犹太节期的独立时间更为复杂，尊崇节令所需要的资源更多，更不容易与大众节庆融为一体。

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奥斯瓦德(Oswald Ndoleriire)指出儒学与非洲传统宗教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包括重要的仪式、对祖先的崇敬、礼拜场所的存在、家庭的中心作用和普遍和谐的观念。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Paulos Huang)认为儒家价值观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基督教可能是儒家伦理面对人类共同价值最重要的刺激因素之一。

五、伦理、道德、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认为，崇尚道德是儒家学说的最高价值取向，“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义，中国文化有着现世主义的“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可以涵容多种宗教，而没有宗教一元的排他性，这与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侯样样认为杨向奎所说“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凝聚力量，尤其是“公羊派”的大一统思想更起着无比的凝聚作用;儒学实在不仅属于汉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在“五四”时代，好像一提伦理，就等于吃人的野兽。其实 没有伦理才会野兽横行”，杨向奎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很有启发意义。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N.A.萨莫依洛夫对孔子伦理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想作了论述，指出托尔斯泰最重视孔子伦理的道德自我完善学说，他断言，道德的完善是无止境的，一个人永远也不能说他至善至美了;道德完善的理念是托尔斯泰学说的基石。

浙江社会科学院吴光认为文化是与武力相对而言的“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文德教化、人文精神传统和道义力量的信仰与践行。文化自信的本质是道德自信。

四川大学舒大刚章提出儒为德教说，将儒家所论诸德归结为私德 、公德 、和天德，提出以孝悌忠恕勤 提高个人品德，以温良恭俭让 培养家庭美德，以恭宽信敏惠 提升职业道德，以仁义礼智信 改善社会公德，以天道性命情 升华天地大德，突出了儒家德教对于当代道德建设、信仰找回和环境保护等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韩国首尔大学郭沂以“中、和、乐”“自然、仁义、慈悲”、“真、善、美”“民主、自由、平等”对比论述了中西价值观的差异与融通，并以“安”为中华文明的终极价值。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认为，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性与文化的基础;仁爱是一种包容量很大的爱，它既肯定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等差之爱，同样也包括“博爱之谓仁”的精神;仁爱体现出中国人坚持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公益慈善理念。

日本筑波大学严锡仁认为保护亲子间的“亲密”，鼓励亲子自觉地各居其位并履行其责任，并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一儒教家庭伦理思想，对当下依然具有巨大的意义。

伊朗国际文化研究中心穆罕穆德 侯赛因 莫扎法里(Mohammad Hossein Mozaffari)我们需要在道德和非道德的鸿沟上建立新的范式，以解决人权话语的新挑战，而不是在东西方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挑战。因此，伊斯兰传统和儒家哲学以及其他文化都可以促进人权话语新范式的发展，从而提高人权标准的普遍性。

北京大学倪培民认为在宋明新儒家的意义上，功夫意味着一般生活的艺术，而不仅仅是武术;功夫伦理有包容性，但它超越了道德的善良;有了功夫伦理学，我们可以在基本原则上保持坚定的观点，与此同时开放并包容差异和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黄勇认为认为朱熹发展了一种属于新儒学伦理的历史形式，这是一种理想美德伦理的典范。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朱熹也对人性概念提供了一种美德的描述。不同之处在于朱熹认为人性不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东西，而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性，也就是最重要的儒家美德观念仁，而西方思想家们多认为是理性。

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认为伦理教育应重视儒家伦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通过认同传统伦理价值，可以防止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在伦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应扩充人性中的公共性以建构合理的公共福利与公共政策。

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认为，儒学的价值取向是入世的，是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儒学价值取向的现实关切，因“修齐治平”的提出而成为儒家不可或缺的意志;没有对家国兴衰的关怀，就不会有儒学的产生。

山东大学贝淡宁认为，过去几十年，民主留下了骄人的记录:富裕、稳定和自由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主也有重大缺陷，甚至未来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困扰，而政治尚贤制是否有助于将这些问题最小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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