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周恩来在柏林

对周恩来早期在法国的生活和革命活动，各种版本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以及电影、电视剧都有详细记述，而涉及他在德国的生活和革命活动则鲜为人知。事实上，周恩来在德国的革命活动也同在法国一样，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主要是寻求革命真理和筹建中共派欧支部。他在欧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在法国巴黎，其次在德国柏林生活时间最长，从1922年3月到1923年初，将近一年时间。

“我住在康德大街”

在巴黎，周恩来曾经住在离凯旋门不远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小旅馆。它的外墙上有块周恩来曾在此居住的纪念牌，上有周恩来的头部浮雕，下面的说明写道：“周恩来1922年至1924年留法期间曾在此居住。”

周恩来在柏林住哪里呢？

有一本《周恩来传》说，周恩来“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写的《周恩来传》中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周恩来70年代初在同一位德国客人谈话时则说，他住在柏林康德大街。

1972年7月中旬，我国外交学会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并不是后来担任总理的施罗德）访华，我被借调去陪同随行记者。

7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施罗德时，周总理回忆起在德国生活的情况。他说，当时在柏林住过一段时间，还去过哥廷根、科隆等。当施罗德问及周总理在柏林住在什么地方时，他说，住在一条当时华人和留德学生比较多的一条街，离市中心偏远一些。房屋后边有一片森林，边上有一个湖，他经常在森林里或湖上谈论当时的革命形势。但具体住在哪条街想不起来了。施罗德根据周总理的描述，确定地说，这是在西柏林的康德大街。周总理高兴地说：“是呀，是呀，是住在康德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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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大街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著名大街，同柏林仿效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修建的库达姆大街几乎并行，从中心区域柏林火车站向西南延伸至柏林郊区。20世纪初期，康德大街几乎成了柏林的一条唐人街。街的两边布满了中国商店、餐馆和旅行社，大多来自浙江青田。而从中国各地来的留学生也大都住在这条街上，大约有五六百人。上述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中所说“坎特街”可能说的就是“康德街”。

周恩来曾说，他住所附近有一个湖。现在看到的周恩来在柏林的照片只有两张，都在一只小船上，一张是单独一人，一张是同张申府、刘清扬和赵光宸在一起。

现在康德大街最西边的一小段称为康德新街，已位于柏林郊区。康德新街南北两边有个较大的湖，称为“里珍湖”，是康德大街上唯一的一个湖，湖边有树林、公园和教堂。周恩来说的是否就是这个湖，周恩来是否同他的同志们在这里经常议论革命问题？

1922年，周恩来(左二)在柏林同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赵光宸（左一）一起

“陶然亭聚会”

周恩来是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巴黎来到柏林的。张申府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社员，五四运动时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邓颖超早就很熟。周恩来同张申府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这时张、刘已结为夫妇。

“陶然亭聚会”，是指1920—1921年间，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革命家，在陶然亭慈悲庵思考与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开展秘密活动的聚会。最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毛泽东、邓中夏等同志于1920年1月18日同当时在京的“辅社”成员来此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第二次是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张申府在此召开五团体会议（五团体指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人道社）。会议由刘清扬主持，周恩来、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及活动情况，李大钊作了指导讲话。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团体之心态，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提出统一思想、明确主义的主张促进了社团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团结与统一，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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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赵世炎、陈公培到了法国，五人组成了巴黎共产党小组。

周恩来对刘清扬和赵申府一直怀有感恩之情。他在1962年3月2日对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等与会代表讲话时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

建立和充实中共旅欧支部

周恩来去柏林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中共旅欧支部，使旅欧支部能充实和领导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

当时在德国的学生中已有一名中共党员，叫张伯简，后来又从国内去了郑太朴、高语罕等党员。周恩来赴柏林的任务之一是将他们组织起来。

周恩来在柏林居住期间，频繁来往于柏林和巴黎之间，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其间，周恩来经常途经边境小城沙洛瓦，在那里同留学比利时的聂荣臻会面，商讨建立和发展旅比支部的问题。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周恩来从柏林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就组织章程草案作了报告。将近一年之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已有成员72人，总部设在巴黎，下属旅法、旅德和旅比三个支部。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周恩来所提出的将组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议，并推举周恩来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2年，朱德在德国。当时，他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介绍朱德入党

1922年8月初，为寻找革命道路，经孙炳文介绍，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见到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在旧军队中有较高地位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对陈独秀的这种冷淡态度感到十分失望，于是他寄希望于到国外去寻找走向革命和拯救祖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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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初，朱德同孙炳文、房师亮、李景泌等十多人乘船离开上海，经过40多天航行，抵达法国马赛，后又换乘火车到达巴黎。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打听到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共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是周恩来，而周当时去了德国柏林。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周恩来，朱德说明自己的经历，并当即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周恩来说，准备替他办理入党手续，待国内组织批准，在批准之前可作为中共候补党员活动。11月，朱德经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亲见德共的“飞行集会”

周恩来也十分关注德法两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德国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2月。周恩来在1922年3月发自柏林的一封信中说：“德国共产党号称三十万人，党势自较法为进步，只是他们现在处于被制地位，欲动不得。”

周恩来认为，德共经常搞“飞行集会”并不妥当。“文革”期间任中联部西欧局（时称八处）局长的朱世纶（曾留法勤工俭学）对我说，周总理在见外宾后向他提出要找一找有关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到中国的情况的材料。周总理说：“我20年代在德国柏林多次见到过诺依曼。他当时是德共领导人之一。那时德共有30万党员，很神气，在柏林经常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诺依曼等德共领导人多次在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演讲，讲完和喊完口号后就散了。我当时想，这样的活动搞多了也并不好，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我把这个想法也同诺依曼说过……”

周恩来在考察法、德两国社会动态、思潮状况（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争）后，在上述这封信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纵横》2018年第3期。由于篇幅关系，转发时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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