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轻家务负担 自创“家务帮手”

口述：李操 记录：郭婧

李先生自制的定时器

李操195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是电气技师，从小喜欢搞小制作。

学生时代曾制作航模、电子琴、手摇动画机等，工作后也曾负责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研制，上世纪80年代为了减轻家务负担，曾费心于制作“家务帮手”。

去年，他看到儿子给家里添置了智能家电系统，只要动动嘴，就能控制家电，回想过去那些寥寥无几的落后家电，不由感慨万千，现在，正在老年大学充电，不断充实自己，以利进一步发挥余热。

1986年设计定时点火的煤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住在绍兴的老房子里。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每天下班后回家要生煤炉，还要买菜做饭等，尤其是生煤炉，既费时又费力。怎样才能减轻自己的家务负担呢？

我想办法设计了一个可以定时点火的煤炉——利用小闹钟制作了定时器，然后还制作了橡皮筋弹射装置，只要时间一到，就能自动点火，而点火器类似火箭发射装置，分一级、二级和三级点火装置，一直到三级点火时才引燃煤炉里的煤饼。

想想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为了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我常常彻夜不眠。

记得有一次，我半夜醒来，想着想着来了灵感，马上去了厨房，进行改进和调试，我随身还带了纸和笔，思考中有了新的方案就及时记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的自动煤炉终于问世了。

第一次正式工作我把闹钟定时器定在后半夜的三点多钟，也就是说让煤炉在这个时间自动点火，我事先在炉子上放了一大锅水——足以灌满六把热水瓶的开水。

当我早上起床后，炉子上的水即将烧开，这开水足以供应一天的需要，上班临走时我把炉门关上，再放上一壶水，把定期器设置在下班前十五分钟炉门自动打开。

于是，等我下班回到家时，炉火已旺，这大大缩短了我烧饭做菜的时间，我尝到了科技之甜，心里真是无比激动。

有个做烧饼油条早点生意的摊贩看到我的这个煤炉，说如果他能有这个煤炉就不用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这么辛苦了，愿意出五六百元跟我买。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元不到，但我也没舍得卖，因为还要进一步改进，自己视之为珍宝。

下雨天会自动收衣服的晾衣架

定时自动点火煤炉制作成功后，我又考虑解决另一个生活上的难题——当时我们在上班或休息日外出办事时，晒在家中的衣服一碰到下雨，往往会淋湿，有时连忙赶回家，衣服也早已湿透。

我开始设计雨天自动收衣机。

我们家是有天井的旧房子，我首先在脑中勾勒出初步方案，并买来粗毛竹作为立柱，用自来水管作轨道，从触发装置，到执行装置、轨道滑动装置、限位装置、测雨板等我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尤其是执行装置，我设计了既能全自动，也能半自动和手动，而且还要考虑到成本低，操作方便。

成功的道路不平坦，有一次，我在上班时，家中的自动收衣机启动试验，谁知我下班回家一看，所晒衣服全淋湿了，而且电动机也差点烧掉，幸亏我装了热继电器、保险丝等保护措施，才避免损失。

那些日子，我几乎整天都在考虑问题，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买菜，回来时一边走一边考虑问题，竟然忘记了骑车，回到家才知道自行车还在菜场里。经过了多次失败，终于孕育了成功，我选了一个快要下雨的天气，把所有的装置都安装到位，天阴沉沉的，当稀稀拉拉的小雨点刚落下，就听到继电器细小的动作声音，接着电动机旋转起来，一切都像预想的那样动作，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刚开始搞这些装置时，妻子总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试验成功后，有一次，妻子去买菜，回来时走到半路天就下雨了，她急忙跑步回家，等到她气喘吁吁回到家时，衣服已经收入屋内了。她这下彻底叹服了。

成功的喜悦更加触发了我的兴趣，后来我还做了暗弄堂自动亮灯装置、自动信箱等。

2017年儿子家的家电都是声音控制了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发展，后来我们搬进了新房子，用上了干净又便捷的管道煤气，烧饭也有了电脑控制的电饭锅，我的那些土发明早已退出了家史舞台，其部件也大多遗失，留下的部件，我舍不得扔，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年代，想到改革开放后家用电器的飞速发展。

退休后，我随儿子到杭州居住，帮儿子带带孙辈。

去年，儿子家中安装了智能家电控制系统，定时开启电饭锅，定时开启扫地机器人，这些都不算神奇。

更神奇的是，这个系统，有一个圆圆的白色的像收音机一样的东西，儿子放在写字台上，我对着它说话，它还会回答你，并帮我操作家电。

我只要动动口就能控制家里的电器。

比如，我问“现在温度、湿度多少”，它会回答；我说“有点热，给我降两度”，它就会将空调的温度调低两度。

我出门的时候，说“我现在走了”，它就会把电灯、空调这些电器都关闭掉。

我的生活真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我32岁上大学 同桌才19岁 老师比我还年轻

口述 俞小秋 记录 郭婧

俞阿姨当年考大学的准考证

我是绍兴新昌县人，新昌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但直到1978年，才和丈夫一起在内蒙古参加的高考。

因为我和老家在嵊州的丈夫都是老三届，1969年支边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参加高考时，我已经32岁了，有一个4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的儿子。

为了高考和读大学，我们只能将孩子送回了老家，后来我和丈夫都被内蒙古民族大学录取。

读大学期间，我和丈夫因为有五年以上工龄，仍有工资可以拿，我有八年工龄，每个月可以拿40多元工资，但经济上也并不算太宽裕，来回内蒙古和浙江的路费还挺贵的，所以每年放假都只有我一个人回老家看望两个孩子。

那时，我在班上算是年纪大的，我们班的辅导员也才20多岁，我的同桌才19岁。

我们一个班50个同学里有十二三个同学是老三届，有已经在高中教了七八年书又考上大学的同学，还有同学和我们班的老师原来是同事的。

但不管年龄大小，我们都是一样用功，平时比得最多的就是谁考试成绩好。

为了能靠读书改变命运，那时我们特别努力学习，连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一定会看书。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和丈夫都被分配回到新昌知新中学当老师，我当数学老师，丈夫当物理老师。

1996年，我儿子考大学时，和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儿子成绩不错，得过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考上了复旦大学，拿了奖学金。

而且，儿子上大学时，出去做家教、给别人做电脑培训，赚自己的生活费，甚至有能力与同学一起在校外合租房子。

我女儿更是从事了我以前根本想都想不到的职业——国际认证的宠物训练师，经常出国考察和旅行。

在子女身上，我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们当年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

只可惜丈夫去世得早，没能多享受几年如今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退休后，找了个新老伴，如今在萧山安度晚年，在萧山老年大学上声乐班，也算是重新享受学习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