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藏学研究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这与二战后德国的经济腾飞不无关联，当然更与其历史上较早开始了包含藏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分不开。与其他所谓东方学门类几乎相同，地理探险和传教士在这些学问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藏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是与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近代早期，西人东来，或传教、或探险、或经商、或搜集情报，络绎不绝，中国西藏最终突破了仅仅限于亚洲内部的区域之间互动交流的局面，被纳入全球历史之互动中来。由此，西人关于西藏的认识、关于西藏知识的生产，也被置于全球化的西藏知识生产格局中去，这种 “全球化的西藏知识生产”，既是现代西方藏学研究的滥觞，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开创性的、实证性的资料和著述。先前的传教士、探险家所带回来的、生产的西藏知识，逐渐以出版物的形式传播开来，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在刺激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前往藏地传教、探险的热情。后来者逐渐开始深入到中国西藏本土，学习藏文、藏语，编写字典、词典，有了最早一批相对真实的关于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的描述，不再局限于“食金蚁”之类的浪漫想象。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匈牙利人杜·乔玛，他在150多年前首开西方西藏学研究之先河;此后人才辈出，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至今的藏学名作。

德国在藏学研究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这与二战后德国的经济腾飞不无关联，当然更与其历史上较早开始了包含藏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分不开。早期德国人的西藏知识主要来自其他国家传教士，如法国古伯察、奥地利格吕贝尔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被翻译为德文，有得即使没有被翻译，对于德国学者来说阅读拉丁文、法文等非德语文献也非难事。直到德国早期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喜马拉雅地区，德国才真正开始作为西方有关西藏知识的生产国出现在国际藏学研究舞台。而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原材料，正是来自于这些探险家和传教士带回来的各种数据、资料，以及他们在藏学研究中作出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与其他所谓东方学门类几乎相同，地理探险和传教士在这些学问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埃米尔的藏学研究

藏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是与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第一批著名的东方学家大部分都是，或者说都与探险或传教活动有关系。德国早期藏学家中多有此类情形。较为著名的，有被称为德国藏学开创者之一的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Emil Schlagintweit)，其本人虽然从未到过喜马拉雅地区，但是他的三位哥哥曾经在该地区进行过长时间的地理探险，并搜集带回了大量的实物资料，这就为埃米尔后来的藏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埃米尔的三位哥哥分别为赫尔曼、 阿道夫和罗伯特。其中赫尔曼和阿道夫很早就对山地地理，尤其是对在19世纪鲜有人问津的阿尔卑斯山考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兄弟在184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柏林，并结识了洪堡，后来经由洪堡推荐，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一个研究项目，并在1854年与刚刚获得耶拿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的罗伯特开始了他们前往印度的探险。三兄弟自英格兰的南安普顿出发，穿越地中海来到亚历山大港，再穿过印度洋来到孟买。兄弟三人在喜马拉雅地区共计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探险，曾一度到达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地区，其间，赫尔曼和阿道夫也曾乔装为商人或牧人数次试图进入西藏。终于在1855年他们来到了藏西地区，但不幸的是在那里他们被关押起来，并不得不用携带的白兰地和雪莉酒来与当地的基层官员谈判，最终得以被放行并允许进入西藏，前提是要在士兵的护卫之下。此次探险使得他们成为首次由北向南穿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的欧洲人，也是最早将照相技术应用于印度北侧山地探险的人。他们留有大量的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日记、手稿、水彩画、测量记录、照片等，目前主要保存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有43卷之多。2015年施拉君特怀特家族的后人将他们保存的751幅水彩画和速写捐献给了博物馆，并由The Museum of the German Alpine Association 举办了名为“穿越喜马拉雅”的展览。埃米尔正是利用了他的兄长们带回来的资料，再加上其他人的成果，撰成了藏学研究早期名著《佛教在西藏》，因而也被认为是德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盖朗的传教基地

当三兄弟来到喜马拉雅地区探险之时，他们并不是该地区唯一的一队欧洲游客，来自德国莫拉维派的两位传教士帕格尔和海德，此时在该地区传教。这两位传教士，原本打算前往蒙古地区，但由于没有得到借道俄罗斯的批准，转而经由印度来到了西藏的边界地区，并于印度的盖朗建立了西部喜马拉雅地区的首座新教的传教基地。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当地传教活动的日记，其中海德的儿子杰拉德依据父母(海德的妻子也追随丈夫在当地传教)的日记前后出版了《西藏人中五十年:威廉和玛利亚海德传记》(1921)。后来施尔写成了《在西藏的婚礼》，它详细记载了帕格尔、海德早期的传教活动。以上两本书虽然是传教士的日记、信件和报告，但其记载翔实可靠，极具史料价值。

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及对德国藏学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位传教士，即在此时以学者、主管人的身份被派遣来到这个新建传教基地的耶什克。后来因为他编写的《藏德字典》(首印于1871年，10年后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藏文文法》至今仍然被作为必备参考书，在藏学研究中发挥着作用，耶什克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德国的“藏学之父”。他在位于盖朗的传教基地工作，其真正工作是将《圣经》藏译，至于字典和文法书，则是他工作之外的副产品。耶什克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并曾坚持用德语、英语、法语、拉丁文、希腊语、丹麦语、波兰语和瑞典语等八种语言记日记。此外他还通希伯来、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语，也懂一些阿拉伯、波斯语和梵文。耶什克、海德、帕格尔与埃米尔的三位哥哥之间并非不相往来。有些文献明确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互动。三兄弟曾经拜访过传教士在盖朗的基地。他们一起搜集一切可以搜集的东西，如花苞、蝴蝶、铭文、骷髅、书籍等。

耶什克在喜马拉雅地区共住了11年，他的主要精力前期是用在学习藏语文上，并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学习古藏文及各种藏语方言。除了上述两部作品之外，耶什克在藏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还有《论藏语的语音系统》《论藏语的语音学》《论藏语发音》《实用简明藏文文法》《罗马字母藏文和英文字典》《藏文传奇书之典范:米拉日巴十万道歌》。正是在耶什克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基础上，藏学研究开始在德国生根发芽。

传教士、藏学家法兰克

耶什克的后继者是另外一位传教士、西藏学教授法兰克(A. H. Franke)。法兰克于1896年到达拉达克，后于1899年徙至Kalatse、1906年至盖朗。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耶什克尚未译完的《圣经》，但从一开始他就将他的传教工作与对该地区的语言、历史和民俗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他在拉达克地区之语言、历史、文献、文物、考古、民俗、史诗的调查和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显然比他翻译《圣经》所取得的成就更大。1920年，法兰克成为了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1925年晋升为教授。其著述甚丰，主要有《评耶什克的藏文〈圣经〉翻译》《西部藏区兄弟会传教的语言问题》《在西藏的精神生活》《西藏历史研究和从中人们所能经历的》《格萨尔史诗中的春季和冬季神话》《拉达克史》《西部藏区史》(1907，1986年重印，更名为《巴尔提斯坦和拉达克史》)、《藏人中的伊斯兰》《下部拉达克石刻考》《一次去西部藏区桑斯噶传教旅行的考古小收获》《神秘的土地拉达克，西部喜马拉雅史》《格萨尔史诗中的春天神话》《十八英雄传》《拉达克版格萨尔史诗》《西部藏区语言图》《西部藏区的音乐研究》《西藏婚礼歌曲》《来自西部藏区古王国的两个蚂蚁的故事》《西藏佛教前宗教》《吐鲁番发现之藏文手稿》《吐鲁番发现之其他藏文手稿》《藏人本教灌顶仪式》等。

如果说法兰克最初作为传教士而涉足藏学研究，某种程度上是耶什克的传人的话，那么上面提及的前往喜马拉雅地区探险的施拉君特怀特三兄弟之后，前往该地区进行探险的人，或者说较有成就的人非菲尔希讷莫属。

20世纪初德国西藏探险家菲尔希讷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界兴起了一股前往藏区探险的热潮，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但要说到对德国藏学产生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探险家，前有施拉君特怀特三兄弟，后来者不能不说的就是菲尔希讷，他曾经三次前往西藏探险，其中有一次甚至深入到距离拉萨不远的那曲地区。要知道，20世纪初在西方探险界曾盛传一股看谁能成为西方最早进入“禁地”拉萨者的热潮。为了进入拉萨，这些探险家们想尽一切办法，或乔装打扮，或取得中国官方保护，方式不一而足，结果却很少有人成功抵达拉萨，为此丧命的人也屡见不鲜。菲尔希讷在藏地的数次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带回了大量的游记和著作，这也使得他获得了第三帝国的“国家艺术和科学奖”，并于1903年出版了13卷本的《西藏探险报告和手稿》。1962年，吕勒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在沉寂的中心:威廉·菲尔希讷的生平》。菲尔希讷晚年时，将大部分手稿和日记交给了吕勒。菲尔希讷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对西藏及中亚的地磁学考察和研究。

从以上关于探险家和传教士经历来看，在早期德国关于西藏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正逐渐形成一个藏学学术研究的共同体，并尽可能地给予彼此帮助。德国的藏学研究，正如同东方学各门类一样，是建立在探险家、传教士们利用实地收集的知识原材料，经过初步加工，或者仅以原材料的形式呈献给德国学术界，才有了后来德国藏学的成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姓名:石岩刚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