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19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契诃夫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的短篇小说《凡卡》被选入中国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5课。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

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房》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契诃夫的作品题材多样：有的反映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苦恼》、《凡卡》等）；有的写出了小人物的战战兢兢、卑躬屈膝的心态和面貌（《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等）；有的激烈地讽刺了见风使舵的奴颜媚骨（《变色龙》等）；有的刻画了沙俄专制制度卫道士的嘴脸（《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有的揭露了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装在套子里的人》等）；有的针砭了追求虚荣、庸俗无聊、鼠目寸光的人生哲学，并对“人变庸人”的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跳来跳去的女人》、《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姚内奇》等）；有的揭示了专制制度下阴森可怕的俄国社会状况（《六号病房》、《库页岛旅行记》等）；有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飞速发展后，人民却没有得到幸福，贫穷也没有被消除（《一个女人的天地》等）；有的反映工农阶级的斗争（《樱桃园》等）；还有的以婚外恋为题材，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从而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的生活的讨厌（《邻居》、《带狗的女人》等）。高尔基曾对《变色龙》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善变的警察，一条无辜的狗，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使人压抑的故事。”高尔基还对契诃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只需一个词，就能创造一个形象，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短篇故事，而且是绝妙的短篇故事。”

随着文学的发展，世界文学评论家喜欢把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说成是某方面的“契诃夫”，以致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被冠以“契诃夫”称号，比如，美国短篇小说家约翰.契弗就被公认为是“美国郊外的契诃夫”，而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威廉.特雷弗则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美国作家卡佛、耶茨，捷克斯洛伐克的赫拉巴尔亦在不同程度被人称为契诃夫。为什么会产生此种现象？主要是契诃夫的小说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直面现实的笔触，契诃夫一生以短篇小说为主，他创作态度严谨，重视文学的写生，笔下一草一木无不栩栩如生，刻画心理亦往往入木三分，是世界短篇小说巅峰之一，并成为短篇小说的代名词。

契诃夫以语言精练、准确见长，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进行探索，将人物隐蔽的动机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优秀剧本和短篇小说没有复杂的情节和清晰的解答，集中讲述一些貌似平凡琐碎的故事，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有时可以称之为令人难忘的或是抒情意味极浓的艺术氛围。他采取简洁的写作技巧以避免炫耀文学手段，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托马斯·曼说道：“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利、最优秀的一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道：“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的确，契诃夫的作品有着“文短气长”的简洁，这主要得力于他在揭示人物性格时一针见血的形象化点染及开门见山的创作笔法。其许多作品都被视为经典广为传阅。他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对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的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对他影响很大，他的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经常就是这样：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某种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分。契诃夫最擅长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进行仔细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他同时还写婚外恋，以求唤醒人们对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契诃夫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评论家称，他的小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

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道：“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契诃夫自己也曾预言他的作品将永久地拥有读者。他作为反抗沙皇暴政的作家，在中国一度风靡，然而如今在被称为“加拿大的契诃夫”的门罗一口气推出8个中译本的同时，他的书却依然在靠多年前的译本支撑局面。一方面是重视“严肃文学”的呼声嘹亮入云，另一方面是出版业漠然以对，是契诃夫过时了吗？是他已经被开除出“严肃文学”的领域了吗？还是我们说的“严肃文学”只是一个商标？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童道明说：“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文学阅读更重视西方文学，然而西方文学界，却非常重视19世纪的俄国文学。在2007年春天，来自英美等国的作家应约荐举他们最喜爱的十部文学作品，有125位作家参与其事，有544部作品榜上有名，托尔斯泰作品第一，契诃夫小说名列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