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延安成为爱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纷纷投奔而来。1938年4月，沈辉随肖致平、刘永川二位教授来延安参观访问，随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沈辉实行严格的政审，没发现什么破绽，唯一的疑点是自称河南人的沈辉总有点江浙口音，但是他说自己在上海长大，也说得过去。

保卫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处长出于搞政保工作的强烈责任心，又请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大”的情况，由于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做了掩饰，因此也没有发现什么别的疑点。经过沈辉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要求进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其实这个“进步青年”沈辉还真是个特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浙江人，1932年就参加了军统，因为其熟读马列书刊，通晓俄语、英语，所以主要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破坏中共党外围组织，曾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沈之岳此次设法冒险潜入延安，是为了执行伺机谋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那时候抗大里有不少有特务嫌疑的人，除了严密甄别考察外，抗大的教员常以突袭手法，想从抗大学生中揪出特务。某日，某教员正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冷不防举起手来，指着后排同学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胆小的同学立刻吓得脸色大变。派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下来。而在这类情况下，沈之岳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不过，为自我保护计，沈之岳迟迟不敢与先潜伏在延安的同伙接头，甚至不敢走近枣园的毛主席夫妇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以避嫌。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选为毛主席的秘书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密报戴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沈之岳的行动引起毛泽东的怀疑，总之，1939年，毛泽东选派沈之岳随叶挺、项英至江西，协助筹组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5日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等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据说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的缘故。后来因他推荐的军统特务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逃离新四军，返回重庆，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荐下，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嘉勉有加。戴笠立即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跑往舟山。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女，沈之岳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更加深刻。

1951年9月，国民党当局成立“浙江人民反共游共总指挥部”于大陈岛，沈之岳任国民党“保密局”大陈岛站站长。在大陈期间，沈之岳做了一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十分感激的事──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与沈之岳的感情也日渐深厚，沈之岳成了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

1964年，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出任调查局局长，一手建立了调查局的制度，并培育大量有别于军统、中统的高素质新时代特务，规定调查局干员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最好能通一、二种外语等等。同时沈之岳也一手建立了预决算外的调查局小财库，在戒严时期通过两岸贸易(如中药材等)及炒股票，替调查局开辟了预算外的工作经费来源，而他本人一分不取、两袖清风。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舍不得让沈之岳离开，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让沈在“自己办公室的隔壁办公。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沈之岳于1990年得了癌症，在妻子徐露的劝告下，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但沈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中共高层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