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的邮筒里，曾有你的明信片？

在鼎盛时期，你能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苏州、厦门、黄山、平遥、阳朔、凤凰……等地的二十多个旅游景点里，看到比如手写明信片、旅游笔记本和纪念相册等。

但卖得最好的，还是要数2元一张又可以盖章并委托门店“慢邮”的明信片--据说早几年在西塘一个店里卖出的明信片，能与当地邮局全年的销量相当。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封“慢邮”寄给“未来”的自己？政府的统计公报也是这么说的：2009年，全国国内游人数超过了 19亿人次，平均每人花 535元；而到了 2016年，这两个数字一下子就翻到了 45亿和956元。 自由行成了主流，更多的钱就要花在有质量的吃喝玩乐上。

“慢递明信片”这种带点原创的文艺概念，曾经一度可以在不到800米长的南锣鼓巷里，一头一尾地开出两家门店，而且生意互不影响，“每天现金来的快”。

但这样的好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这两家店不得不跟一些他们深恶痛绝的店面挤在一起，眼睁睁地看着整条街的人气、活力被吸走。

比如各种小吃店。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们变成了南锣鼓巷上的主流，并荒唐地顶着“老北京”的名号，销售从盐酥鸡到臭豆腐的几乎所有廉价小食。而一旦店内的小伙吆喝起来、或是打出“买一送一”的旗号，街上本已拥挤的游客人潮，就会在这些店面前，变成更为集中的“堵点”。又比如工艺品店。和各大景点毫无二致的竹雕、木刀、牛角梳、丝绸围巾、民族风挂件、珠串和招贴画……就像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国开的各个分店。他们的生意特点是不稳定，只要街边新开出一家日韩或小众风格的店，打一下SALE的招牌，顾客就会被抢走；

街上的人变多、变杂。2005年，南锣鼓巷一年的客流不到 6万人；2009年，这个数字上涨到 160万。在暑假的高峰期，这里曾经一天就要接待至少15万人，顺着拥挤的、时走时停的人群，从头到尾挪完整条街，要花一个小时以上。

更糟糕的是，这种气息正逐渐沾染着每一个城市，感觉每个城市中心都有的那条仿古旅游街：上海的“城隍庙”、“田子坊”、成都的“宽窄巷子”“锦里”、南京的“夫子庙”、杭州的“河坊街”、长沙的“火宫殿”...仿佛就是为游客们那些最基础的需求而建起来的：解馋，贪便宜，猎奇。

还要打着小清新，文艺青年的“幌子”卖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产品。而曾经在这里被保留下来的好东西，则是节节败退。

因为谈不拢房租，在南锣鼓巷打出名气的咖啡馆“喜鹊”在 2010年被房东砸了门脸；在田子坊，以陈逸飞工作室闻名的“画家楼”还在，此前入驻的尔冬强等艺术家却搬走了；打着“老字号”招牌的，也不一定是过去的配方相同的味道。

关于旅游的一切似乎在进步，又好似是在退化回。

特意制造出来的景点、仿古是不完全令人愉悦的，当每个景点的商品都是相同的时候，或许你会直接选择“网购”，岂不是更方便了；那些带着本地特色、又没沾染太多商业气息的东西和风景，比之前少了很多。在北京，倒是也有稍稍清静的地方——这两年被“北京设计周”捧红的大栅栏和杨梅竹斜街上，但也只是“稍稍”好点儿；跟南锣鼓巷一街之隔的北锣鼓巷、宝钞胡同巷子更深，但你想看的潮店、餐馆和大杂院，在那儿越来越多了。

那些被小商品和旅游团驱逐的人一直在寻找下一个落脚地。南锣鼓巷的发展，将“创意变成生意”还是要追溯到2007年，那时候东城区政府刚在南锣鼓巷完成了一轮基础设施改造，铺设了路面，搞通了商业用电和上下水，让这儿有了一点做生意的基础。

沿街破败的门面房，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捯饬一新。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唐山大地震--杂院里的房子墙面塌了，大家都住在临街搭设的简易棚里。房子修好后，居民们搬了回去，但是临时简易棚没有拆掉，正好成了子女的婚房、或是冬天用来存放取暖用的蜂窝煤；

最早意识到这些小房子价值的，是旁边中央戏剧学院那些不太安分的学生。1990年代，为了寻求体制外的发展机会，他们开始迈出机构的大门，在外租房接些私活。

而随着政策越放越宽，这些小房子变成了南锣鼓巷里最早一批的咖啡馆和酒吧。连带着后海兴起的酒吧、鼓楼大街上的 Livehouse、藏在胡同里的小剧场等，南锣鼓巷成了《纽约时报》所说的“北京布鲁克林”的一部分：这里像个大熔炉，催生着地下文化，同时也 自由经商、买卖创意，有异国情调、又兼具潮流。

而“老北京”的概念外壳，又像是给这些不太稳定的生意兜了个底。再怎么说，“南锣鼓巷”也是元大都时期就形成的“街坊形制”的典型代表。想要看四通八达的胡同、以及周围的四合院景点，还得来这儿，也没错。

在被《时代周刊》简化为“亚洲最佳风情地”之一、或是变成越来越多当地人口中一句“来北京该看看南锣鼓巷”之后，它就不再是那个 自由生长的小街坊了。包上“旧城”概念的“假古董”旅游景点，这个大家应该一点儿也不陌生，有个典型也非典型的失败的案例--那个离南锣鼓巷 5公里开外，由SOHO中国负责招商的前门大街。

但也有些项目挺过了外界的争议，至今活得都还不错。比如 香港地产商瑞安集团在上海做的“新天地”项目：整体拿地动迁、大规模拆建和小规模维护相结合，既有新建的大商场，也有放到旧式石库门里的高档西餐馆。

说道石库门，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味道。2000年，杭州市下城区政府在改造市中心的“清河坊”地区时，也希望保留一些“旧”，这是一片靠近西湖的老房子，差点在一轮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但追溯到南宋时期，这里靠近皇宫，又因为连通运河而水网密布，其实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集散地之一。

在翻修了所有木质结构的民居、将其改为适合做生意的街面铺位之外，项目的招商团队还努力留住了在南方艺术品市场颇具影响力的“西泠印社”、以及两家老字号的中药店“胡庆余堂”“方回春堂”。

如果你现在去改建后的主街“河坊街”上走一走，会发现这些药店拥有整条街上最大、最气派的门面和影壁；夏天熬凉茶、冬天做腊八粥，平时有坐堂医生开膏方，不仅游客喜欢、本地人也经常来逛。但西泠印社还是因为发展空间有限，搬出了河坊街，在开发这个项目时，杭州下城区政府一度资金短缺，不得不将街上大批最好位置的商铺经营权转卖筹资。

由于招商不力，河坊街于2003年正式开街后，冷清了近两年时间，才随着跟团游的大力开发、推广，在跟随客流而来的茶叶铺、服装店、纪念品店和小商品铺位中，变得热闹起来；很快，隔壁的“美食一条街”高银街也开张了：温州菜、杭帮菜、上海菜，大多是正规的老字号餐厅经营，之后还引进了泰国菜、韩国菜……游客在旅游景区经常抱怨的餐饮问题，似乎也有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但这些商户几乎都租用了当时政府转售给私人业务的商铺--在河坊街生意萧条的前几年，这些商铺的转租价都很便宜；而当整条街人气旺起来之后，飞涨的租金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南锣鼓巷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在这条街上，手续规范、价格合适的公租房产并不多，更多的是当年临时搭建留下的私产。南锣鼓巷被列入旧城保护区的范围之后，居民动迁的希望渺茫，以不透明的高价对外出租铺面，成了少数轻松的获利手段之一。

而直到南锣鼓巷正式改造、大量商家被吸引过来，想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根本无法在这条街上做几年安稳生意。

而能在这样的局面里活下来的，只有那些成本极低、带有投机性质的小生意。

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三年一签的长租约被渐渐舍弃；一年一租是常态、期间也不再保证租金不变；有的房东为了赶上租金的升值速度，将合同改成了三个月一签；整条街有史以来最火爆的一个铺位，在11个月内更换了 38个经营者。“小吃、小商品的利润高，也容易走量，几乎不用担心高租金的压力。而且，很多商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表面上开一个店，实际上可以同时照顾好几片地区的生意。

在北京看到什么东西来钱快、就可以复制到上海去做，或是复制到全国去做；一旦觉得哪里生意不好，很快也就跑路了。至于你所看到的那些加盟品牌，背后其实都是个人，为了看上去高档一些、产品质量好一些，包装一下而已。”

还记得之前很火的“火爆鱿鱼”“传统红豆糕”？

“景区的商业，看似是政府实施操作下的商业化，其实不然，跟当地的地皮商人有很大关系。所以进景区可不是单单有钱就能进的，有权就能进的，需要的是有实打实的关系。景区商业 被操控，进去的门槛如此之高，也同时无形中可以看出景区中可获取的利益价值有多大。如果你真的有幸能有这样的资源，一定要抓住它，并利用起来，小吃行业在景区绝对暴利。”

突然觉得小景又“真相”了。国内的古巷文化还会有很多，他们或正在改造，或正在延伸蜕变，但全是回绕消费者的需求而定的，有时候小景在分析景区特点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大家都太喜欢吃臭豆腐了，所以才延伸出所有的这些“旧”文化景点，统一都有臭豆腐，好在可以庆幸的是，每城的口味都不一样。

沿着南锣鼓巷又穿插说到了上海和杭州，其实这些地方也是有自己特色的，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典型景区，还是可以去逛逛的，毕竟这些都是这个大时代所早就的“产物”，继文艺又小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