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家讲述了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旅行社——中国旅行社的兴衰故事。

身逢乱世，也要旅行

民国是个奇怪的年代。内有军阀连年混战，外有日寇虎视眈眈，但作为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家，省际往来不绝，政客、商人和学者在全国行走，外国旅客更是所在多有。即便发生过土匪绑架一整列火车乘客的临城大劫案，也未能阻止民众流动的脚步。

但是，城乡之间的交通天差地别。城市内不但有人力车，出租车、公共汽车这样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也不罕见。城市之间的现代交通，却只有兰州到连云港的陇海线、北平到武汉的平汉线、天津到浦口的津浦线三条铁路，以及行驶于沿海及长江的蒸汽轮船。其他交通方式和汉代没有区别，沈从文从北京回湖南凤凰老家，坐火车到汉口1200公里只花了两天半，之后又乘船、坐轿子用了九天，才走完剩下的700公里。

百般艰难阻挡不住匆匆的旅人，也为商人创造良机。中国旅行社便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横空出世，被钱钟书写入小说的客票代购服务是其起家主业。中国旅行社的事业，随着医生、律师、教师、银行职员等从事现代职业的新兴市民阶层，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城市崛起而发达。这些人有钱有闲，不满足于城市郊野名胜，还憧憬遍览祖国名山大川。因应这一需求，中国旅行社迅速开办起现代旅旅业务。

先是在1924年，中旅组织杭州观览团、海宁观潮团，继而陆续将业务拓展到无锡惠山、富春山、江西庐山、莫干山。1930年代中期，中旅又将业务拓展到华北的青岛、北戴河等地，不断开创新线路，营造新产业。1936年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运会，中国旅行社组织参观团前往柏林，开中国体育旅游之先河。

为宣传旅游这一新概念，中旅创办《旅行杂志》，刊载国内外游记、摄影作品及各地风土人情，邀请周瘦鹃等报界名家撰稿，堪称1920年代的《孤独星球》。杂志“向主美观，不惜巨资，用铜版纸精印”，引领风气之先，也迎合了“黄金十年”间的上海富裕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颇受欢迎，逐步由季刊改为月刊，销路逐年上涨。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每月发行高达3万余册，不仅抵消成本，还能颇有盈余，对中旅游览业务更有促进作用。

利用上海船运的便利，组织赴日观光更不在话下。翻开《旅行杂志》，可以看到“东京上野公园为全国樱花最多之地，每当盛放之时，游人如鲫，虽花开之期甚促，然举国若狂”这样的游记。作者参加的团组行程，“第一日搭船赴日本，第二日抵长崎游览名胜，第三日抵神户，四至九日逗留在东京，游览、购物，十至十四日游览大阪、宫岛、别府、长崎，十五日下午抵达上海”，与今天的赴日旅行团相差无几。

十余年间，中国旅行社的服务向上下游不断拓宽，其业务广告自称“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业导游，又业出版；既营旅馆，又营餐车；既协助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又协助公私集会之舟车事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旅行社的业务随之发生变化，旅游业务让步于交通需求。有人打趣，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中旅往返沪杭的“春游专车”和“观潮专车”都变成了“避难专车”。随着逃难的人群涌入大后方，中旅的业务继续延伸。在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重要城市之间的道路上，中国旅行社与公路运输管理局签订合约，承办公路食宿站、开设招待所。旅客只要向中旅购买联票，一路食宿便有了着落。

“银行之先锋队”

中国旅行社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它在1923年8月初设之时有另一个名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背后的创始人，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

1915年，陈光甫以8万资本、7名职员，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确定“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为经营方针，以小额储蓄贷款和工商贷款为主业起家，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出口贸易上扬的便车，仅5年时间资本额便扩充到100万元，成为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鼎足而三的“南三行”。

陈光甫在经营中经常打破常规、创新业务，甚至不惜舍小利以搏口碑，取得不俗的成绩。储蓄方面，零存整取、存本付息等储蓄方式，均为该行率先引入。特别是“1元开户”的政策更受普通市民欢迎，虽然每个账户存款数字些微，但产生口碑效应后，聚沙成塔成效可观。汇兑方面也是如此。当时沪上各银行在汇款时均收汇费，但陈光甫认为个人小额汇款相当于短期存款，还不用向客户支付利息，何必再收汇费？仅此一项，便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汇款总额成为国内各行之首。

银行业务迅速扩张、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陈光甫身为总经理，自然需要四处奔波，对途中辛苦别有感触。陈光甫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又想到上海的旅行机构多为外国人服务，不仅收费昂贵，而且态度傲慢，决心开办一个服务国人的旅行机构，“一要让旅客能有好好的睡眠，二要让旅客能有舒适的沐浴，三是要供应旅客以洁净简便的膳食”。中国旅行社前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应运而生。

开办初期的旅行部不仅要拓展业务、与各轮船公路、铁路局签订票务协议，还要在大城市和景点兴修招待所，为了方便旅客上下庐山，甚至还自购滑杆、聘请民夫成立了运输队，以至于到1927年独立为中国旅行社时，仍然处于亏本状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们认为这笔生意无利可图，是个累赘，对陈光甫的决策颇有微词，但陈氏力主坚持，终于渐见曙光。

陈光甫对银行和旅行社的关系，有过一番论述：“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一部分同情后再设银行。故谓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和所获的积累中，实际上也有中旅的一份努力在内。中旅的业务，虽无近利，确很细微，也极繁琐，但实际对上海银行却确实颇具远功。”曾任中旅招待所经理的俞承淦也如此评论。

成绩不仅来自于远见，也是严格管理结果。陈光甫注意延揽人才，也想法设法留住人才。中旅在经营亏本的时期，也按月发薪、按考绩发奖金，并为职员和家属提供住房。陈光甫聘请留美学习旅馆企业管理的周良相到中旅担任襄理兼新开办的首都饭店经理，开出的薪水比他这位银行总经理还高。

对服务人员，陈光甫提倡“应对旅客，首当和蔼。惟面貌死板为国人通病，此或为旧时代礼教所养成，我等须力改之。宜常以笑脸近人”，要求“同人面手均应清洁，衣服亦当整齐”。在各地自行开办的招待所，即使规模不大，也要独立设置现代卫生设备，用弹簧软床。受委托经营的招待所，则以洁净卫生为第一要务，务必使传统旅店中被褥肮脏、虱虫咬人、敲诈小费、盗窃行李的现象绝迹。

苦心没有白费，即使到了局面艰难的1940年代，中旅也是旅客的首选。记者阳子俊随团出川入陕慰劳驻军，留宿留坝县境内紫柏山麓庙台子中国旅行社，见到住处“导山溪入小池”，当晚“清月当窗，枕泉而卧。静听流水淙淙，涤静尘烦，催人入梦”，全不似在偏僻山中大车店的景象。

离不开政治的牵绊

陈光甫及其中国旅行社在1930年代已颇有名气，为政界所关注。政府机构接待贵宾时，往往会请其提供服务。1931年，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了解“九·一八”事变，便是由中旅料理行程。1936年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住的华清池招待所由中旅承办服务，其他国民党将领留宿的西京招待所，则是中旅在西安开办的第一家现代旅店。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软禁在奉化雪窦山的中旅招待所内。

中国旅行社涉入政治事件最深的一次经历，发生在1934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内外交通、邮政全部断绝。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塘沽协定》停战。日方要求解决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但国民政府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坚决予以拒绝，立法院甚至做出了“通车问题决不可商”的决定。

民意机构可以高谈阔论，现实问题仍然需要解决。1934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通车办法，经蒋介石核定后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其中有一条便是，“通车事务应交由商业机关承办，车票应由该商业机关发行”。国内有此实力的，只有中国旅行社一家，但是，陈光甫认为此事容易被误解为与日本人合作，对当时因为开办过“赴日观樱团”颇受非议的中旅而言并非好事。为此，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亲赴上海与陈光甫谈判，以“如不接受，则华北各省有被侵入可能，则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相劝。终于在1934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试办通车业务六个月。

1934年6月至12月间，中旅派出张水淇等8人，与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派出的平山贞斋等8人共同组建“东方旅行社”。该社驻在山海关内，所有进出东北的客车车票、货运业务，都以该社名义收取结算费用，以示与政府无关。甚至连这个旅行社，对外也号称是张水淇个人承办，以避免发生有违民愿的纠纷。

即便如此，中旅还是逃不过激进抗日团体的指责。“中国旅行社于本年六月间，悍然不顾举国之反对，扶同南京政府之卖国政策，居然以第三者、纯商业机关之巧妙名目，与日合作，承办平沈通车，陷我国于事实上承认伪国而不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还号召各界断绝与中旅的业务往来、不从中旅购买车票等等，中旅上海本部的玻璃也遭人砸毁。

虽然时任中旅社长陈湘涛曾表示，承担关内外通车，是“为国家及关内外人民服务，即有挫损，亦所不计”。但重重压力之下，中旅在1934年12月试办期满之后，宣布停止参办东方旅行社，一段尴尬状态至此告终。

中国旅行社及陈光甫与国民党政府的密切关系，也影响到了1949年后的命运。新政府交通部原本确定，中旅可以继续代售客票、代揽客运、合办转运和合办招待所。但到1952年，铁路局和各省公路运输局相继以需要加强票源统一分配为由，终止了与中旅的合作。民航局虽然仍然保持合作关系，却不保证通过中旅购票的旅客一定有座位。丧失了代售客票代购这一主业，中旅收入一落千丈。

1949年到1952年间，中国旅行社连年亏损，只能靠收缩机构、削减员工薪水维持，连在南京最重要的营业据点首都饭店也被出售。尽管如此，中国旅行社四年间亏损总额还是达到了人民币旧币132亿；加上陈光甫出走香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停业，中旅丧失了作为银行先锋队的作用，亏损额也得不到外来的补贴，终于在1954年7月宣布歇业。传奇从此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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