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7日，“红色谍王”佐尔格在这一天被日本方面施以绞刑。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日本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是谁？他做了什么？为何而死？多数人对此仅有的一些模糊认知，知晓他是佐尔格情报组织的核心成员，是近代日本历史上唯一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人。尾崎秀实信仰共产主义，他毕生与中国结缘，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时光飞逝，尾崎秀实的名字如同岁月，渐渐离我们远去。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了解这位“叛国者”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

与一般日本人不同，尾崎秀实青少年时代是在台湾度过的，因国家权力导致民族间的不平等，给其年幼的心灵留下极深烙印，对日后尾崎秀实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尾崎秀实于1901年４月29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秀实生下来10天，他的父亲尾崎秀太郎便应友人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之邀来到台湾，任职《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三年后，母亲与秀实来台依亲，住进了首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曾经的别墅，说是别墅其实仅是茅屋数椽的“菜园”。当时后藤新平夫妇正在学脚踏车，常来菜园里练习，已经会跑会跳的秀实，曾指着后藤问：“你就是后藤民政长官吗？”搞得秀太郎夫妻很是尴尬，后藤却不以为然，把秀实抱在膝盖上，喜欢的不得了。

尾崎秀实是名“秀才”，从小聪颖过人。此时的台湾已被日本完全殖民化，所有课本是清一色的日文。秀实自总督府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校一路读到台北第一中学校，都是优等生，考试成绩几乎不曾跌落第一名之外。

秀实的父亲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常给他讲一些中国的文史故事，孩童时的耳濡目染，使秀实对中国的认识比一般日本人更加深刻。特殊的少年经历，让他体验到了由国家权力造成的民族间的不平等。

秀实后来回忆说：“在我整个少年期只有一点与一般（日本）人相异的经历。由于台湾的地理政治特点，我经常会接触到台湾人（中国血统的人），既有孩童之间的吵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让我直接感受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一直以来唤起我对民族问题异常关切的起因，似乎也成了我对支那问题理解的一个契机”。（《尾崎秀实著作集》第四卷，第293页，东京劲草书房，1978年版）

秀实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某日，在报馆任职的父亲乘坐台湾车夫拉的洋车回来。在付了车费后，车夫依然跟了上来，咕咕哝哝地恳求再加几个钱，父亲就一言不语地挥舞起手杖将车夫赶走。少年的秀实在一旁看不下去，就与父亲顶撞了起来。在他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位“温厚的君子”，谁知竟会对一名本地车夫如此傲慢，倘若对外来的人，不知会是怎样的态度。为此，他很失望。后来秀实说：“旧时代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大都比较飞扬跋扈，对待台湾人相当的趾高气扬。我从孩童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出发，对这些现象觉得很反感。”（《尾崎秀实著作集》第四卷，第293-294页，东京劲草书房，1978年版）

1917年，尾崎秀实参加了由校方组织的中国旅行，到香港和广东等地转了一圈。有关这次旅行，没有留下记录文字，我们难以知晓这次中国旅行对他的人生究竟有何影响。他大学的同窗、生平关系最为密切的知己和同志松本慎一在评价他在台湾度过的岁月对其人生的意义时说：“他自幼年时代起就对中国民族抱有特别的感情。在台湾他是在汉族之间度过青年时代的。在一衣带水的对岸，横亘着正在发生革命的中国。在中学的修学旅行时，他前往支那大陆，也走访了香港。作为汉学家的他的父亲，对少年尾崎叙说了很多中国民族的伟大。他日后成为出名的中国问题评论家的基本素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育起来的。”（松本慎一：《关于尾崎秀实》收录于尾崎秀实：《爱情如繁星落下·下卷），第253页，东京青木书店，1998年版》

受左翼进步思想影响，尾崎秀实关注点逐渐转向中国问题。如他所言，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

1919年3月，秀实中学毕业后，由台湾回到日本。1922年3月，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随后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翌年4月转入政治学科。因长兄尾崎秀池此时也已考进明治大学商学部，一家两名大学生，开销浩繁，实在不是一介文士的秀太郎所负担得起，幸而此时已转任东京市长的后藤新平又慨然伸出援手，秀实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念大学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影响了秀实的一生。先是情感上，他上演了一出惊世骇俗的恋情，秀实爱上了兄嫂英子，经过一番折冲奋斗，兄嫂离异，两人则不顾世人眼光，大学毕业后，毅然完婚，成了一对革命情侣。说是革命情侣，则因1923年，社会主义者大杉荣与爱人伊藤野枝及6岁外甥同时遭到宪兵队虐杀。之后，又发生了南葛工会组织干部惨遭杀害的事件，秀实亲眼目睹邻家的农民运动社在夜里突遭军警袭击、全家被强行抓走的情景。这些事件的发生对秀实冲击很大，他转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思想逐渐左倾，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实信徒。这一切，英子初始不甚了然，日后渐渐知情，却一路伴随，始终无怨无悔。

1924年，当时还是学生、战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山崎谦将马克思主义文献介绍给了秀实，山崎谦先后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德文版左翼文献，此后，他的关注点转向研究社会问题。正如秀实狱中回应检方讯问所说：我的思想从人道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上来，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时候起，我开始信奉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秀实还读到德国社会学家维特福格尔写的《正在觉醒的中国》，这部著作引发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强烈兴趣，他关注的焦点也渐渐转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邻国中国上来。

1926年5月，秀实考入东京朝日新闻社，由于中文流利，翌年10月转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支那部。日后狱中撰写的《上申书》中，秀实这样写道：我在这一年（1928年）的11月底，被《朝日新闻》派往我多年来所向往的中国担任特派记者，我满怀着激情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航程。中国问题对我而言，自我在台湾成长以来就一直与我紧紧连接，无法切断。尤其是1925年以来的所谓大革命时代，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从左翼的视角来把握支那问题，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对我而言，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相反，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

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夏衍与史沫特莱等左翼文化人士，他联合在华“日籍同志”，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投入到反战洪流之中。

1928年11月，秀实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来到上海。据秀实自述，当他与爱妻英子搭乘客轮接近上海时，看见长江大浪滔滔，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国度，一时心情激动竟流下泪来，久久不能自已。日后，他将自己的独生女取名“扬子”，即因“扬子江”之故。

秀实在上海的住处与中国左翼文艺组织创造社相距不远，与创造社的同仁彭康、夏衍、冯乃超、郑伯坚、陶晶孙等多有往来。秀实还以白川次郎或欧佐起的笔名，在《大众文艺》杂志先后发表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英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什么落后”等数篇文章。

1930年3月，秀实通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与“左联”旗帜性人物鲁迅相识，并与陶晶孙、夏衍、山上正义合作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作品集》。鲁迅热情支持并亲自校对了“阿Q正传”的日文译文。秀实在文章“阿Q正传”前，写了“论中国左翼文化战线的现状”一文，文章展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前景，描述了这场文学运动受到的迫害，并全文引用了“左联”的声明，表示对反动势力的强烈抗议。

1930年9月17日，秀实与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一同参加了鲁迅50寿辰庆祝会。鲁迅对史沫特莱这样评价秀实：“是位德文很好的新闻记者，知识面很宽，为人也很忠实可靠”。言语中不难看出，鲁迅已视秀实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二人的友情也的确如此，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据夏衍6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三位外国人对“左联”的帮助，其中的“一位是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夏衍说：“我在1928年就认识了尾崎秀实，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绅士式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领导过‘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组织，后来参加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史沫特莱有经常的联系，并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告诉我们。”（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02-10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在沪期间，秀实关注并与之接触的另一个团体是日支反战同盟。日支反战同盟受中国外兵委员会和中国反帝同盟领导，活动对象是日本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和黄浦江的驱逐舰水兵。据同盟另一位“日籍同志”川合贞吉回忆：“我们每天夜里，要躲过敌人的探照灯光和机枪的监视，把中日两种文字的反战传单，散发到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总部。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在11月7日夜里，在上海北四川路北端的月逎家花坛墙外，写下了这样的标语：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苏维埃携起手来！枪口对准资本家！中国共产党万岁！士兵、工人、农民万岁！——日支反战同盟。第二天，上海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的大事”。（川合贞吉：《一个革命家的回忆》，第21页，日本谷泽书房，1962年版）

1931年春，秀实通过该同盟结识了杨柳青（台籍中共党员）、王学文两位资深革命家。王学文曾留学日本，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秀实受杨柳青委托，组织了几次“飞行集会”，杨觉得这种集会与其他人不相识的秀实是最合适人选。秀实不仅资助杨柳青，还通过杨柳青，每月向中共党组织提供数目可观的经费。

为时局所需，1931年夏，中共方面建议尾崎秀实和川合贞吉利用自己特殊身份搜集日方情报。从1931年至1941年10年间，他们二人奔走于中国东北、京津沪与日本各地并将获取的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中共方面。秀实认为，这是他们助力中国人民抗战所采取唯一有效的方式。川合贞吉晚年，在与研究中国现代史专家小林文男谈话时说：“与佐尔格事件相关的同志们都牺牲了，而我幸存了下来。我以与他们一起，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解放，为同日本法西斯进行过战斗，作为自己一生的骄傲。”（小林文男：《中国现代史的课题》，第257页，日本劲草书房，1978年版）

尾崎秀实通过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相识，并正式加入佐尔格情报小组。作为近卫内阁的智库成员，尾崎秀实为反法西斯阵营提供大量有价值情报。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租界的缘故，成为世界谍报之都，八方风雨会申江，风云诡谲。精通中、英、日、德语的秀实身处此“魔都”，可谓如鱼得水，穿梭往来于各国人士之间。也就在此时，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此次来沪佐尔格担负着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重要使命。为满足佐尔格的要求，史沫特莱将秀实介绍给他，他们二人的命运轨迹就此交集。

1932年，从上海回到日本的秀实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述，这些评论在日本引起轰动，秀实从新闻界的“支那通”一跃而成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6月，秀实进入内阁权力中心，成为首相“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向内阁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

1933年1月，因“牛兰事件”暴露身份的佐尔格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了莫斯科，9月又被派往日本。精明干练的佐尔格很快在日本立足并组建包括秀实在内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佐尔格情报的主要来源，就是利用秀实在内阁和“满铁”的便利条件获取的。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尤里乌斯·马德尔：《左尔格的一生》，第134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941年10月，“拉姆扎”情报组织被破获，尾崎秀实等人遭到逮捕，受此案牵连近卫内阁随后倒台。按照检方的逻辑，尾崎秀实之所以会出卖国家机密，当然是为获取金钱。但检方讯问的结果，包括其他被捕者的供述，他们一致认为尾崎秀实提供情报并非是为了金钱。

据举荐秀实成为内阁智库的司法大臣风见章回忆，当年负责佐尔格一案的高田法官对他说的一番话：“尾崎也好，他的德国同志佐尔格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廉洁高尚的人，而且头脑都十分聪慧，为了守护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团烈火般的激越的灵魂，令人想起古代的志士仁人。我虽然作为法官在审问他们，心里却是深深地敬佩他们的”。他不仅没有收取一点工作经费，反而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中缩减出钱款来充作行动资金，高田法官承认，在金钱上，他没有丝毫的污点。（风见章：《尾崎秀实：殉教者的挽歌》，收录于尾崎秀树：《回忆尾崎秀实》，第4页，东京劲草书房，1979年版）

1944年11月7日，日本方面特意选择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以叛国罪将尾崎秀实秘密绞死。

尾崎秀实毕生与中国人民结缘，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尾崎秀实坚信，只有制止日本侵华战争，才能使两国人民从战争灾难中解脱。

作者：徐世强 张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