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1935-1952)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儿童革命团体，1935年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创立。

该团以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宣传国难和抗战动员为使命，曾活跃在华东、华北、西北、华中、西南22个省市，历时17年之久，行程5万里，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或褒扬，被誉为“民族解放小号手”的“长征”，以及“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

目前学界关于新安旅行团的研究，虽有对其旅行路线及活动进行简要梳理者，但总的来看，仍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专题性的研究较少;二是史实考订方面尚有诸多疏漏和讹误，且在史料挖掘方面较为单一;三是未能解读国难、启蒙、政党话语与新安旅行团之间的内在关联。

笔者拟在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深入挖掘该团的通讯、时人日记、文集、书信、各类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团员的回忆录等丰富史料，进一步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并由此弥补此前学界对于“没有儿童的儿童史”的缺失;另一方面分析在国难与战争这一特定的背景下，新安旅行团一定程度上亦受到了国共关系的影响。

在西安事变以前，新安旅行团屡遭国民党的冷落以及“涉共”的质疑;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中共通过建立团内党支部进行秘密指导，国民党则对该团兼施拉拢与监视的两手策略;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该团在中共的援助下向苏北根据地转移。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分析新安旅行团开启的新式教育中儿童旅行之新风尚，以及其成长轨迹背后展现的国共关系的演变，进而探究儿童解放与民族解放合一这一现代中国儿童史的政治文化实践。

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为著名教育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其为践行恩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组织旅行团”的设想，动员儿童进入社会这所“活的学校”，既以形形色色的生活为教科书，又以“小先生”的角色将知识传授他人，达到宣传国难，唤醒民众投身民族救亡的目标。

1933年10月22日，汪达之率先将新安小学七名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旅行团”，自行赴镇江和上海进行了为期57天的短途旅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

此次成功的试验，使得汪达之信心倍增，进而拟定了“全国长途旅行”的计划。经过两年的筹备，1935年10月10日，由顾问汪达之和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县出发，踏上了旅行全国的征程。

事实上，新安旅行团孕育伊始便同中共有着天然的联系。汪达之在策划全国旅行计划之际，得到了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党支部的策略指导和物质支持。

针对政治安全问题，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鉴于政府当局反对宣传抗日的禁令，建议以孙中山“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为宗旨，不公开发表抗日的言论;针对物资保障的问题，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协助接洽上海爱国厂商提供宣传设备和生活用品资助;此外，其还建议向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争取交通免票的优惠。

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之所以大力支持汪达之，一是缘于丁华、王洞若、孙铭勋等支部成员师从陶行知，或是与汪达之在南京晓庄学院的同窗情谊，或是在新安小学并肩办学的同事之交;二是汪达之带领儿童以旅行的方式，将国家危亡的消息以及党派团结的口号，传至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与中共动员各民族、各阶层参与抗日救亡的方针相契合。

然而，新安旅行团初抵第一站即华东地区，便因国民党官员以敷衍、冷落、责难、利用、监督等态度，一度陷入合法性危机和经费拮据的双重困境。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申请全国合法通行和免费交通方面，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教育厅长周佛海以其无权办理为由，令其自行前往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则认为救国与儿童无关，责令全团立即返回淮安读书;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吴研因仅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铁道部和交通部则直接拒绝了交通优待的请求。

二是在国难宣传活动方面，国民党党部、宣传部本企图将新安旅行团纳入其政党宣传系统，如令其沿途播放“剿匪纪实”影片，但被婉拒后，不仅连载批评文章，指责该团“到处招摇”“虚耗光阴”，警示各方切勿效仿，而且派遣特务严密监视，甚至发生了汪达之被殴打致伤的事件。

从表面上看，上述国民党官员对待新安旅行团的态度，与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正蓬勃开展“儿童年”运动所倡导的“为儿童谋福利”的精神背道而驰。

实际上，该团的受挫遭遇，与此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儿童培养以及抗日问题的立场之间不无关联。

一方面，由于其在“儿童年”间所实施的儿童福利政策仅覆盖大都市上层的儿童群体，故而，由乡村贫苦儿童组成的新安旅行团，自然难以获得政府的重视。况且，其虽认同儿童外出旅行有助于锻炼身心这一理念，但仅建立在“露营”或“短途游历”的前提下，绝非新安旅行团所力主的全国性旅行。

另一方面，新安旅行团宣传抗日的诉求，不仅悖离了南京国民政府“中日亲善”的政令，并且由于该团与“亲共”的陶行知以及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存在着历史渊源，故而被国民党疑为“共匪”团体，亦在所难免。

针对新安旅行团的困境，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改变了“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的原初策略，转而协助该团探索自立更生的出路。

其一，为应对经济困难，其建议全团通过售书、撰稿、放映电影等方式筹集经费。该团不仅承担了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和魏新建的国难地图的代售业务，而且担任了上海《儿童日报》《新儿童报》等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并在放映电影时酌情收取微薄费用，达到了筹集资金和宣传国难的双重成效。

其二，动员全团离开国民党监控较强的华东地区，转移至华北、西北一带。

这一方面是基于团员人身安全的考虑，因1936年9月，带领团员参加鲁迅出殡仪式挽歌队的中共地下党丁华被捕后，新安旅行团的“涉共”嫌疑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则是抗战宣传形势的需要，中共动员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各界组成“绥远前线慰劳团”，慰问傅作义等爱国将士，以期争取他们公开抗日。

1936年12月中旬至1937年2月，新安旅行团分为三批，或加入“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率先抵达绥远慰问，或赴北平参加“上海、北平、天津三市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或参加“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前往北平。

至此，新安旅行团结束了华东地区的旅行，成功地实现了向华北地区的转移。

华北至西北之行，则成为了新安旅行团的关键转折点。一方面，国民党部分官员转而欢迎并争取新安旅行团助其从事抗日宣传与群众动员工作;另一方面，中共通过在团内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方式对其进行直接指导，将其作为推动国统区少年儿童运动的“排头兵”。

关于前者，华北、西北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新安旅行团的慰问还之热情的款待。

在北平，1937年2月，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九三师师长赵登禹召开了小型的慰问座谈会，并组织将士表演了“大刀操”，还同团员代表合影留念，以示团结之意。

在绥远，1937年3月，省主席、国民党军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派遣副官至火车站专候，为团员准备招待所，并邀请参加收复百灵庙战役的追悼阵亡烈士及祝捷阅兵大会，特别是在“九·一八纪念堂”的抗日军民歌咏大会上，肯定了该团集体歌唱对于激发民众爱国情感的功效。

在甘肃，1938年2月，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一方面派遣军用卡车亲赴平凉迎接团员至兰州，并专门组织招待会，邀兰州文化界知名人士作陪，另一方面承诺为全团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保障人身安全，以期将之挽留在其辖区工作。

尽管为该团婉拒，但其依旧协助接洽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以及解决从兰州至西安的交通经费等事宜。

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热情姿态，初步改变了新安旅行团曾在华东地区四处碰壁的困境。究其缘由，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国民党对新安旅行团“涉共”因素的敏感度稍有降低;二是新安旅行团在鼓舞抗日前线国军士气、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动员少年儿童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该团不仅多次前往伤兵医院，通过话剧表演和歌咏等方式讲述抗战英雄的事迹，而且深入绥西汉、蒙、回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向当地的王公贵族讲述全国的抗战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绥西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为该地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奠定了基础。

此外，该团还在《妇女旬刊》等报刊发表了多篇鼓舞儿童救国的文章，恰好合乎了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形塑儿童英雄模范的政治诉求。

关于后者，中共在新安旅行团组建了秘密党支部。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组织正式批准徐志贯、张杰、张敬茂(张牧)三位团员加入中共支部，分别担任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对此，中共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其一，三位团员因受中共地下党的政治启蒙影响，主动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诉求。他们在安徽巢县时，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徐舒海，了解到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工农红军的情况，又在上海国难教育社和救国会获悉中共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等报刊，阅读了《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系统地领会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且在平凉的“抗战书报供应社”通过浏览《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获知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1937年11月，徐志贯作为上述三人的代表，以向八路军学习抗日宣传经验的名义，前往庆阳寻找党组织。

其二，因由新安旅行团北上后与先前给予其建议的中共地下党失去了联络，故而亟须以新的方式加强对该团的指导。林伯渠秘密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由徐志贯等三位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新安旅行团中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率领全团南下武汉，并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随时接收中共指令的下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新安旅行团建立的党支部，实具有对外与对内双重“秘密”的性质，原因有二:

一是对外方面，尽管国共第二次合作业已达成，但中共认为隐藏党员的身份及支部，有助于其在国统区更便利开展各项活动，即使国共两党产生磨擦，亦可确保他们的政治安全。

二是对内方面，该团顾问汪达之虽历来尊重并乐于吸收中共的指导意见，但其本人尚未主动表达入党的愿望，相反多次强调新安旅行团应当保持政治的独立性，且坚守作为民间教育团体属性这一立场。

由是，新安旅行团所建立的中共党支部，以秘密的姿态随之潜入华中等地，长达三年之久。

1938年6月28日，新安旅行团从西安辗转抵达武汉。国民党一反从前在华东地区的冷落与责难，转而表现出极为“热忱”并欲求接近的姿态。究其缘由，主要有二。

首先，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切合了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宣传动员的诉求。

一是在招待新闻界方面，7月2日，该团邀请记者相聚汉口“普海春”茶楼，分享近三年来的旅行经历。《新华日报》赞叹他们颇有“演说家的风度”，《大公报》将其旅行誉为“二万七千里长征”，《少年先锋》则将其视为全国儿童的典范。

二是在推动武汉儿童团体大联合方面，该团协同武汉各儿童团体建立了统一组织即“儿童星期座谈会”，不仅协助儿童保育会抢救儿童的工作，而且通过“露天歌咏大会”等活动，团结民众“保卫大武汉”。

三是在为前线募捐和撰写慰问信方面，该团不仅在“献金音乐大会”上所募的款项超过了预期，而且发出每位儿童每周为前线将士撰写十封慰劳信的号召后，一周内便收到了1300余封请代为转交的信件。

四是在深入乡镇宣传方面，该团或到各中小学教唱救亡歌曲、排演戏剧、出版壁报，或到街头粘贴通俗标语、发表抗战演讲，或至工厂放映抗战影片，以期实现全民动员。

其次，尽管国共在第二次合作初期，双方关系相对紧密，但新安旅行团在公开场合并未表现出“亲共”的政治立场。

在出席大会方面，1938年10月，该团举办成立三周年庆典，除了邀请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外，还邀李琨源等国民党代表出席并发表讲话。

在救济儿童方面，作为国共联合组建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骨干，该团在宣传中注重对宋美龄关爱儿童的形象塑造;在公开发表言论方面，该团不仅在街头指挥儿童高唱国民党党歌，而且号召全国儿童紧密团结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从表面上看，国共两党在对待新安旅行团的问题上呈现出密切合作的姿态，然而背后却隐藏着双方相互争夺的政治意味，其导火索则聚焦于经费拨放所引发的组织收编一事上。

第一阶段是在武汉沦陷前夕。此事缘起则是新安旅行团囿于经济拮据，在周恩来的建议和郭沫若的接洽下，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申请依照“抗战宣传队”相同的待遇标准，拨放薪金。

至于该团于武汉再次面临经费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武汉战时的情况下，以售书、放映电影为赚取经费的方式难以奏效;二是陶行知从美国华侨募得的款项仅能维持该团短期的生活;三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宣传厅起初发放的宣传补贴仅是临时性的，且金额极为有限，难以满足该团后续活动开展的需要。

然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趁机加以拉拢，主张核准团员身份后发放薪金，试图将其改编为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队。

对此，全团大为震惊，尤其是徐志贯等中共党员担忧国民政府所谓的“核准”工作可能导致团内党支部等秘密信息暴露，故紧急召开全团民主会议，决议撤销经费申请。

但周恩来基于对当前自筹经费的困难形势以及抗战宣传工作紧迫性的分析，作出指示:在坚持团体的民间性和政治独立性的前提下，继续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争取经费支持。

但随后，该团同陈诚交涉未果，还招致了“解散组织”的威胁。

陈诚以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既已形成，称该团已无存在之必要，应迅即解散，并提议将“大的介绍到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小的送到战时儿童保育院”，实质上欲借此分散该团力量，进而将之纳入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系统。

更为甚者，陈诚还委人传达了“若不主动解散，政治部将强行解散”的声明，这令全团再度陷入合法性危机。

对此，周恩来采取了“分团以保存实力”和“扩大影响以施压政治部”的应对策略。

关于前者，周恩来令徐志贯、张杰两位中共党员领导部分团员组成“武汉工作队”，其余由中共党员张敬茂率队南下湖南，以防全团遭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破坏。

关于后者，周恩来指导该团利用成立三周年的契机举行扩大纪念活动，邀请各报社、儿童团体、救亡组织、热心儿童教育的社会人士参加，以争取同情与支援，并对外强调“无党无派的民间教育团体”的身份，以期消解陈诚的政治意图，最终迫使其搁置了“解散团体”的计划。

第二阶段则是国民政府紧急撤退至长沙时期。同年10月22日，随着武汉的沦陷，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退至湖南后，身为该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协调者”姿态，向陈诚提出了一项折衷性方案，打破了三个月以来双方的僵局:

一面委婉劝告陈诚，该团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若强行解散，难免有损国民党名声;一面建议该团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每季度向其提交工作报告，政治部则每月向团员拨放经费，至于具体工作，则由该团自行管理。

经过权衡，陈诚接受意见，同意每人每月提供45元津贴，惟坚持在新安旅行团的名称上附加冠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约”的字样。

如此尘埃落定，不仅使得该团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且避免了被国民党解散或收编的厄运。而政治部所谓名义上的附属，其实亦并未制约及干预该团的随后活动。

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围绕新安旅行团的博弈中间，从结局形式上看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但在目标和效果方面则是中共巧妙的胜利。

周恩来成功地在保障新安旅行团政治安全的前提下，有效防止了全团被国民党强行改编的遭遇，关键得益于三方面的策略:

一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始终以中立的态度亮相，从未曾向陈诚流露出欲掌握新安旅行团领导权的倾向，从而避免了陈诚生疑。

二是在新安旅行团庆祝成立三周年大会之际，周恩来派遣王洞若、江陵、任光等中共党员前往暗中保护，并委托邓颖超代为前往祝贺，令团员们深受鼓励，更坚定了拒绝国民党拉拢的信心。

三是周恩来利用陈诚从武汉撤至长沙，无暇他顾之际，利用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位之便，以为陈诚分忧的名义，提出“折衷方案”，相对易为其接受。

武汉之行，使得新安旅行团经历了非凡的政治洗礼，国民党以金钱诱饵和组织收编为利用的计划，宣告破产。

尽管新安旅行团在长沙仅经历了两个半月的短暂驻留，但其不仅参加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长沙联合歌咏团”等活动，还举办了“欢迎援华印度救护队”的大会，一时间使得“沉闷的长沙，踏上了活跃的阶段”。

该团本计划在长沙从事一段时间的伤兵服务工作后，继赴两广、云贵、四川等地从事抗战宣传，然而却因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而被迫终止，最终取道衡阳之湘桂铁路向桂林方向撤退。

武汉、长沙相继沦陷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桂林汇集了来自东南沿海、华北等地的各界知识精英，成为了闻名中外的“抗战文化城”，这为新安旅行团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新的土壤。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围绕新安旅行团的领导权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并日趋“白热化”，直接导致该团在政治属性上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第一年，进入了建团以来的全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1938年底至1939年初，该团配合生活教育社在“七星岩”设立民众教育学校，首次有计划、有规模地践行陶行知的“小先生教育”理念，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

如苏联《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以“岩洞教育”为背景，拍摄了名为《小英雄》的纪实片，徐特立则称赞“七星岩”为中国民众的“抗战大学”。

其二，新安旅行团不仅扩大团员招收计划，达到了近百人的空前规模，且通过组建“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的方式，推动在桂林儿童团体的联合，特别是首次提出了“中国儿童运动”的口号，提倡建立全国儿童统一组织即“中国儿童之友社”的设想。

新安旅行团此间取得的成绩，固然与桂林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相关。然而，国共两党对该团领导权潜在的争夺愈演愈烈。

第一阶段即从1939年初至年底，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密切关注中共同新安旅行团的交往动态，另一方面以拨放经费为名，规定该团践行“特约团体”的义务。

关于前者，国民党表面上既与中共一并出席新安旅行团举办的招待会，又跟随其前往该团驻地慰问，实际上含有暗中监视的特别用意。

如新安旅行团在乐群社大礼堂举行晚会，除了八路军驻桂通讯处的吴奚如应邀出席外，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及陈大维等国民党官员也莅临会场。

又如周恩来前往该团驻地考察时，桂林行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衷寒亦以探望团员的名义紧随其后。期间，团员唐振元夹着一本《联共党史》，立即引起了贺衷寒的怀疑，当即询问所携为何书。幸得唐反应较快，答称《红楼梦》。对此，周恩来则“批评”唐振元，国难当头，应多读一些救亡书籍，暂且消解了贺衷寒疑虑，防止了该团险被视为“亲共组织”而遭遇牵连的厄运。

此番考察之旅中“惊心动魄”的一幕，令周恩来意识到新安旅行团日常生活的“八路军化”色彩已过于突出，极有可能招致国民党的监视，亟需作出一些策略性的调整，故秘密作出指示:

一是调整团内与八路军相仿的“供给制”管理模式，适当地向各位团员分配零钱，令其自行购买日常用品;二是改变儿童“小八路军”的仪容仪表，并提醒保持儿童天真的本性;三是切忌在公开场合携带、阅读与中共有关的书籍，即便在驻地学习也要秘密进行，并且除了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外，私人日记以及团体记录等皆要采用民国纪年。

关于后者，11月中旬，白崇禧以新安旅行团为国民政府“特约团体”为由，勒令该团的“西南工作队”加入其领导的“南路前线工作队”，赴桂南昆仑关前线慰问军民。

对此，尽管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担忧国民党的真实目的，在于借机分散该团力量，但考虑到若拒绝或将导致国民政府取消下放津贴的后果，并且桂南战事亦关乎广西全局，最终决议在派遣“西南工作队”赶赴前线的同时，以“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的名义号召西南全体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开展“保卫大西南”的运动。

这既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义务性劳动，同时也期以防止“西南工作队”在桂南遭遇国民党的破坏。

第二阶段即从1939年底至1940年底，国民党相继采取禁止进步书籍发行、勒令“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官方注册、派遣人员直接领导、要求全团加入国民党、取消经费资助等方式，迫使新安旅行团归属国民党的领导。

1939年底，在国民党查禁中共进步书籍的同时，新安旅行团的相关活动也随之遭遇限制。如《新华日报》桂林版被迫停刊后，“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接到了登记注册为官方组织的通知，且不久后，桂林行营政治部甚至宣告将其直接取缔。

对此，李克农要求该团暂时紧缩活动，并提前讨论国民党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及解决方案。只是，在应对策略上，团内中共党员与汪达之产生了分歧。

前者主张寻求新四军的援助，随时准备退至苏北根据地，后者则认为非至迫不得已，仍应坚持在桂林未完成的工作，并争取国民党“左派”李济深的同情和支持。然而，李济深仅承诺在必要之时定向桂林行营政治部尽力争取。

1940年4月，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不仅要求委任专员直接领导，而且规定全体团员半个月后参加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仪式，且以取消津贴相威胁。

对此，李克农认为在国民党“反共”之际，切勿效仿此前在武汉拒绝陈诚的生硬办法，以免被国民党以“通共”为名而查禁，故提出权宜之计:一面由汪达之、徐志贯、嵇钰象征性地加入国民党，以避免国民党对该团政治属性的生疑，一面再度请求李济深协助疏通，力争国民党放弃全团入党的要求。

经过李济深的努力，梁寒操最终勉强同意了上述意见。入党风波平息后，李克农认为身兼团务总干事以及党支部书记的徐志贯，自出发以来一直活跃在各项活动的前线，极有可能随时成为国民党监控的对象，故秘密将其送至延安。

1940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临时发布了“改编新安旅行团”的政令，即“幼者送进学校，大者分放在政工团服务，主持人受训”，并停发了津贴，导致全团再度陷入经济困窘和组织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面对不利形势，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一方面指导全团“精简成员”，或与武汉、重庆等地的中共党支部接洽，请其收容部分年纪较大的团员，或联络父母尚在的家庭，送年纪较小的团员返乡。

另一方面，协助余下的40余名团员筹募转移资金，如1940年10月，在中共的接洽下，欧阳予倩等聚集在桂林的文化界名流与新安旅行团于桂林大剧院共同推出了大型抗日四幕舞剧《虎爷》，这不仅成为了该团旅行史上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演出，而且1000余元的票酬，为其随后的转移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1941年1月，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共两党的关系呈现出行将破裂的趋向。中共启动了紧急应对的方案，将新安旅行团成员分批秘密送往苏北根据地。至此，新安旅行团光荣地结束了中共指示下在国统区活动的历史使命。

若探究国民党在桂林亟欲加强对新安旅行团控制的缘由，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武汉时期，国共两党在新安旅行团领导权问题上达成的妥协，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无暇他顾有关。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稍有余力关注内政事务，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抑制中共发展与壮大的行动。

至于新安旅行团的政党属性，作为此前的遗留问题自然再度被提上议程。实际上，这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无关联。

实现对新安旅行团的直接领导，避免该团被纳入中共政治宣传系统的“小号手”，是国民党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次，中共与新安旅行团的频繁接触，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国民党的警疑。

如周恩来不仅屡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待汪达之和团员代表，而且还前往该团驻地慰问。况且，在该团举办的诸多庆典上，团员不自觉地对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代表流露出熟悉且亲近的姿态，这些均为在场的国民党官员以及秘密监视的特务所捕捉。

尽管其对外宣称仅为民间教育团体，与党派背景无涉关联，但依然难以消除国民党的疑虑。

再次，国民党勒令新安旅行团全体入党，强迫团员的政治信仰这一简单而粗暴的行为，与其在组织建设方面扩充党员的随意性、任意性、盲目性方面的弊端也存在一定关联。

中共之所以成功地应对国民党的强制收编，并助力新安旅行团摆脱相应的控制及破坏，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策略。

其一，周恩来利用该团诞生地江苏淮安这一同乡关系因素，不仅在沟通层面有着籍贯方面天然的便利，而且由其出面并接见、慰问也确实存在合理性的成分。

尽管周恩来无法向普通团员直接告知国共政争对他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可以以交谈为契机，委婉地教会团员在紧急状况下自我保护的技巧，以及与国民党官员和秘密监视的特务相周旋的策略。

其二，中共为团员提供同苏联代表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使其进一步增进对共产国际的了解，也升华了其建设红色中华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其三，中共借用该团顾问汪达之，以及“亲共”的陶行知固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为新安旅行团募集款项，而且邀集左翼进步人士为团员讲授政治、哲学以及文艺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其政治觉悟。

其四，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夜，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政局将变的气息，提前为新安旅行团设计了向苏北根据地发展的蓝图，为该团的成功转移赢得了时间，避免了面临突发境况措手无策的局面。

自1941年2月至1942年1月，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驻香港办事处与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协调安排下，新安旅行团由桂林取道香港、上海，向苏北根据地转移。

为避免国民党与日本的注意，保障团员的人身安全，新安旅行团在各地中共党员的指导下，先后采取了分队筹备、分批出发、伪装身份等策略。

首先，新安旅行团分为两个小队在桂林城内外互相配合进行筹备工作。除了部分团员秘密转至距离市郊数十里的新安小学，其余暂留桂林市区，应付省政府举办的总理纪念周等活动，掩饰全团即将撤离桂林的事实，并变卖团内难以携带的大型物件，以充实旅途经费。

其次，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将全团及新安小学教师分批撤出桂林，避免过于醒目而招致国民党拦截。并且，由张杰、范政、张天虹三位中共党员组成“先遣队”，先行探明从桂林到香港的便捷路线等。

再次，八路军驻桂林、香港办事处协助团员及新安小学教师乔装打扮为各行业人员，教授途中应对国民党、日伪军警盘查的技巧，禁止沿途宣传、观看及参加其他相关团体的活动。全团严格遵守上述规定，顺利地通过了各盘查据点，无一人员暴露身份。

1941年5月，“先遣队”以及部分团员率先抵达苏北盐城盐阜区新四军军部，临时组建了“苏北分团”，却卷入了日军“扫荡”的战火中，左林被俘，张平、张杰不幸牺牲，这也是新安旅行团历史上惟一发生的团员牺牲事件。

这也致使汪达之带领的最后一批团员被迫滞留苏中根据地，临时成立“苏中工作队”，直至1942年1月8日才抵达苏北盐城。至此，新安旅行团正式完成了由国统区向根据地的转移，返回了该团的发祥地苏北。

抵达苏北根据地后，新安旅行团不仅重建并改革了组织机构，而且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支持下，开创了苏北根据地儿童工作的新局面。

关于前者，1942年2月中旬，新安旅行团召开了至苏北根据地后首次全体团员大会，总结该团六年来的成绩，通过了新团章，成立了团部及团务委员会，选举张牧为团委会主任，纪宇、张拓、聂大朋、聂启坤为委员。

汪达之除了在团内继续担任顾问外，还被任命为盐阜行署文教处督学。本次大会最显著的变化，即是组织机构的重建与调整，即以团务委员会取代了先前的团务干事会。

从淮安出发之际，该团建立了干事管理制度，设立总干事、团务干事，由团务干事会负责全团事务的统筹。在桂林时期，由于团员增加至百余人，该团则在团务干事会以下增设了秘书部、总务部、编辑部、儿童运动部等六部。

该团还组建了西南工作队，内设儿童文化委员会和生活教育委员会。至于此间组织机构的改组，事实上已与中共领导的“儿童团”之模式趋近一致。

另一个转折点则是全面确立了中共党支部对新安旅行团的直接领导。

1942年1月，该团改选了第三届中共支部委员会。起初，中共秘密党支部只是发挥着对全团的指导作用。

然而，随着新安旅行团抵达苏北根据地，一是在中共支部与团部的关系方面，实现了从“指导”到“领导”这一角色的转型，这表现在团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皆由中共支部委员兼任，改变了此前仅是团务干事会总干事及部分团务干事由中共支部委员出任的局面。二是在中共党组织与新安旅行团的关系方面，1942年12月，该团划归苏北区党委领导。

关于后者，新安旅行团成为苏北根据地儿童事业的中坚力量，主要得益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指导。

首先，1942年1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于新安旅行团初抵之际，专门接待了汪达之等人，指出新安旅行团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与海内外影响力的革命团体，苏北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工作更亟须其引领及开拓，并破例批一张驴皮作为该团皮影戏工具，派遣新四军供应部协助其自行设计“列宁装”团服，资助该团自办的《儿童生活》报，并以质量较佳的铅印取代价格便宜的油印。

其次，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接待新安旅行团的过程中，赋予了他们三年内在苏北根据地组织十万儿童的使命，并将儿童工作开拓至整个华中地区。10月14日，陈毅出席了新安旅行团成立七周年的庆祝大会，并以军部的名义向该团发出了“挑战竞赛书”:以三年为限，新四军完成消灭敌伪军，收复苏北失地的任务，新安旅行团则实现十万儿童大联合的计划，获胜者“坐飞机”，反之“坐乌龟”。

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根据地先后创办了《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华中少年》《华中少年画报》《每月新歌》等报刊杂志，作为宣传媒介，刊载了通俗生动的抗战故事、各地儿童活动通讯、模范儿童团及团员、科学世界、自创歌曲等丰富内容，并开设“小小问答栏”，鼓励“读编往来”的互动，同时遴选各儿童团骨干400多人担任通讯员，邀请了100余名教师充当“儿童之友”，在各中小学和村镇组织儿童定期阅读与讨论。

陈毅专门为《儿童生活》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

新安旅行团组建了由村至县各级相互联结的儿童团系统，在家庭或公共场所从事“小先生”教育，并参与“慰问首长”“拥军优抗”等集体活动。

如1944年1月，该团发起了为期一周的“儿童拥军优抗大活动”，为新四军三师暨盐阜军分区写一万封慰劳信，一万条拥军标语。为此，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复信致谢:“学习生产的学问，提高自己的知识，准备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

新安旅行团还配合回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如在1943年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际，该团与儿童生活社联合发起了以“拥护团结反对内战”为主题的“一万儿童签名运动”，并在《儿童日报》发表公开信，谴责国民党“枪口对内”的行径。

经过三年的努力，新安旅行团最终超额完成了“十万儿童”的组织任务，成功将十三万五千五百名儿童纳入各级儿童团。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团主持召开了“盐阜区儿童少年代表大会”，主席台悬挂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向八路军、新四军致敬”等标语，并命名组建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四支大队，表演了刀棍游戏和秧歌等节目，“俨然是一营活泼而又精干的小战士”。

1942年春，在新安旅行团党支部从秘密转向公开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汪达之获悉该消息后，与团员们的欢呼雀跃不同的是，经历了从惊讶、沉思、裹足不前，最终向中共靠拢的转变轨迹。

他先是追问建立党支部的时间以及目前党员情况，并不解是否因自己未能获得党组织的信任而被孤立。张敬茂解释称，“绝对保密”是中共地下党的纪律，且说明中共始终将汪达之视为“党的同志”这一立场。

只是，对于加入党组织的邀请，汪达之以“不够党员条件”为由婉拒，称自己须先“认真地把《联共党史》和《党章》再看看……仔细地想想我的一生”。

汪达之在入党问题上的徘徊，并非基于政治立场的缘故，他从始至终尊重并吸收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意见。

内中缘由有二:一方面由于汪达之视新安旅行团为个人事业，尤其掌握着该团在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并称“新安生命操在我一人之手”;另一方面，汪达之认为，若其本人一旦入党，则新安旅行团将转向“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团体”，从某种意义上背离了作为“无党无派民间教育团体”的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达之婉拒张敬茂入党的邀请后，团内出现了抱怨其“个人主义”倾向者。对此，盐阜区党委多次予以批评，阐明尽管其暂未入党，但当之无愧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并主张应给予其充分时间考虑。

直至1944年，汪达之终于完成了思想转变，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尽管新安旅行团始终未能实现“奔赴太阳城延安”的夙愿，但其在苏北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却早已为毛泽东知晓。1942年3月，刘少奇特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安旅行团在盐阜区的儿童工作概况。

毛泽东于1943年春虽未能实现将该团调至延安的计划，但1946年夏亲自回复新安旅行团的来函，则为该团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新安旅行团之所以萌生“致信毛主席”这一想法，主要缘于1945年12月中共华中分局在淮阴接见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等人时，传达了毛泽东的亲切慰问和指导意见。

左林返回驻地后，提议通过写信的方式，感谢毛泽东以及党中央对新安旅行团的关怀，汇报该团在苏北根据地期间的成绩，并推举左林、黄叔宽、张渔、王德威四人组成起草小组。

经团员大会民主讨论和修改后，通过了长达五千字左右的信件内容，并交由林铭纲誊写，黄叔宽则在信封上标明了“敬爱的毛主席亲收”的字样。

恰逢华中军区政委、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将赴延安开会，左林便请其代为转交。1946年5月底，新安旅行团意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

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1946年5月20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致信毛主席”是由转赴淮阴的总团所着笔，但最早收到回信者却是留守淮安的苏北分团。

1946年5月26日，邓子恢派遣通讯员将毛泽东的回信送达新安旅行团。由于通讯员不知撰写信件的总团已赴淮阴，故直接将信件投寄至淮安的苏北分团驻地。第一个收到信件的团员崔士臣，5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称:

我接过信，见未封口，打开一看，见下款是毛泽东，对此突如其来的兴奋，不知所措，忘记了寒暄，好不容易说了声“谢谢!”激动得几乎流泪，愣了好一会才请这位同志到团部，介绍和团长李洪生见面，我一边走一边高喊:“毛主席给我们来信啦”……分团的院子里轰动了起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声不断。

苏北分团即刻开展了为期3天的学习讨论，并于同月29日将原件送至总团。当收到瞬间，团员们将手持信件的团长左林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欲抢来一睹风采，并惊叹:“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毛笔字写得多好看呀!”

随后，团委会将此拍成照片，印发给每一位团员珍藏，鼓励其铭记毛泽东的寄语:“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新安旅行团作为解放军的文艺宣传队，以话剧、秧歌、腰鼓等形式，先后进入山东、上海等地，唱响了动员群众、庆祝解放的号角。

1952年5月，该团改组为上海歌剧院，正式结束了长达17年旅行全国的历程，实现了从教育团体向革命团体，再到文艺团体的角色转型。

据统计，先后加入者共447名，男女团员分别为326、121名。宋庆龄称赞道，该团“宣传民众，组织儿童，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胡乔木则将其“光荣历程”视为全国儿童永远的典范。

新安旅行团近五万里的“长征”，无疑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成功试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该团将社会教育与书本教育、精英指导与自治自学、求教“大先生”与担任“小先生”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流于观光旅游的形式主义，又突破了学习内容的局限性，同时在民族救亡运动中践行了“小国民”的使命。

新安旅行团开启的“修学旅行”模式，一度为儿童所推崇和效仿，成为了现代中国儿童生活方式变迁流转的典范。如1936年杭州翁家山小学10名学生组成了西湖儿童旅行团，独立前往上海;1937年上海友声旅行团组织了千余名儿童前往无锡。

然而，上述旅行团或是短期游览，或是近邻参观，或是收取费用，或是允许家长陪同，或是纯粹观光旅行，故兼具地域跨度大、前后历时长、大部分经费自筹、多数团员家庭贫困、自治机构完善、社会服务意识浓厚、艺术和写作能力强等特征的新安旅行团，自然成为了儿童旅行史上不可复制和超越的对象。

在国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安旅行团，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国共之间的关系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两党对于该团的态度。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先后经历了“合作-矛盾-冲突-决裂”的演变，反映在该团的问题上，则是由分散性的拉拢与渗透，到有组织的暗中争夺和较量，再到公开宣布隶属关系的转变。

另一方面，在该团社会影响力渐趋提升的同时，政治倾向性也是左右国共两党与其关系的重要因素。该团从个别团员主动向中共靠拢、建立秘密党支部，到在团内渐次发展党员，在为全团实现中共直接领导奠定基础的同时，却也促使国民党的态度经历了“冷落-拉拢-收编-警疑-勒令解散”的转变。

两党对于新安旅行团领导权争夺的背后，还反映了双方在培养儿童方式上的分歧。国民党采取僵化的党化教育模式，力图以强制性的手段对儿童进行干预和训育，鲜有从儿童自身的发展特征和意愿出发者;中共则是建立在尊重并认同新安旅行团的个性和自治特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儿童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

新安旅行团先后活跃在国统区、根据地，展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多元的历史面相。自建党始，由中共创建并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包括:

北伐战争时期在武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组建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闽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赣边区、鄂豫皖边区等创立的“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苏北根据地成立的“抗日儿童团”“儿童团”“少先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活动的“地下先锋队”“报童近卫军”。

此外还有在国统区公开活动的民间无党派儿童团体，以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为代表。其中，新安旅行团既是中共在国统区团结、培养与救济少年儿童，在根据地动员少年儿童投身民族救亡、支援人民革命战争的突出彰显，又表现出区别于根据地少年儿童组织的独特性:

在创始人党派属性层面，新安旅行团并非始由中共创建，而是在国统区诞生，由无党派民主人士创立的民间教育团体，逐渐转向中共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

在参与革命战争的方式层面，新安旅行团不同于“儿童团”，尤其是“少年铁血队”等武装组织从事站岗、放哨、送报、送信、生产、运粮、战斗，而是通过“小先生”的角色深入民众从事扫盲教育，用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歌曲、话剧、图片等文艺形式，宣传国难并贯彻中共的抗日主张以及社会改造的理念，扩大、增强中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进而实现群众动员。

在民族救亡的特定年代，新安旅行团在践行新式教育理念的同时，在五万里的“长征”中作为抗战宣传的“播种机”与“民族解放的小号手”，成为了“时代的小先锋”，在谋求民族国家解放进程中，实现了儿童自身的解放及价值，探索出了“儿童解放与民族解放合一”的路径。经历战争磨砺和政治考验的新安旅行团，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一面独特的旗帜。

作者:蔡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