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近日，香港作家马家辉推出以“旅行”为主题的《马家辉家行散记》，以三本书记录了他与家人在旅程中自由而真实的行走状态，包含游记《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以及和太太张家瑜合著的《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统称“旅途三书”。

生于香港，湾仔长大，又在海外留学多年，很多人会以为马家辉交游广阔、长袖善舞，但马家辉自嘲是一个有点“婆妈”的旅行者。和很多专业的游记作家或旅行家不同，马家辉是非典型背包客。他怕黑、怕冷、怕饿、怕飞、怕人，容易生病，心灵“娇嫩”，充满矛盾。

比如，到黄鹤楼，他不登楼，“站在黄鹤楼入门处，感冒头晕，没法子也没兴趣拾级登楼。只图寻个温暖之地，等待朋友游毕高楼，齐齐跳上旅游车返回酒店冲凉睡觉。”在旅行中遇到阵雨，他“躺在床上忽冷忽热，迷糊得死去活来;当病好之后，踏出旅馆大门，南洋的阳光射到眼前令我几乎站不稳脚步，第一个感想是，好想回家。”

他的旅行往往带着一点“不情不愿”，敏感、犹豫不决，但又离不开文人游山玩水时那一双解构主义的眼睛，这也是马家辉的游记和别人的游记相比更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根本不喜欢旅行的人，一个讨厌出门的人，会在游记里写些什么?又是什么促动着一个怕黑怕人怕饿怕晕机的“恐游症患者”走过一处又一处，留下一段又一段的文字?

访谈

在老挝“捡回一条命”

南都:书名“家行散记”有点沈从文《湘行散记》的味道，是有致敬的意思吗?

马家辉:“家行散记”是出版社起的名字，我个人觉得有点老派，太沉重。而我的书里更多的是小伤感、小开心、小确幸，跟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是不一样的。我写旅途中的想法、经验，与其说旅行，不如说出门。一家三口离开家门，到外面走走，稍微离开一下原先固有的生活秩序、状态。

南都:你记忆中的第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马家辉:第一次旅行是中学毕业后吧，十七岁去菲律宾。我们家有个习惯，小孩毕业就给他出门旅行，可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只能一个人去，没有家人陪伴。

南都:一般到一座新的城市，你会去些什么地方?

马家辉:分开两种情况。到一个新的城市，著名景点还是不能不去的，比如说埃及金字塔，一定会去。另外主要就是找自己会觉得自在的地方，比如书店、咖啡厅、菜市场，而且特别喜欢去民居、巷弄里走动。因为我身体体能很差，我们一家三口走到一个城市、一个景点，看了一个小时，然后出来找个咖啡厅坐下来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才恢复体力，再去下一个地方。

南都:有没有最喜欢去的国家或地区?

马家辉:对我来说旅行就是体验离开原有的秩序，每个地方都是不同的体验。比方说，去日本是“最自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交通、服务有规有矩，他们的各类商品，尤其是文创商品的创意让我能够觉得在那个地方停留最久、最自在。去美国是“最开心”，因为美国人的确蛮有幽默感，你不会寂寞，一来英语可以通;二来到任何地方，小餐馆、小酒馆随便跟陌生人聊，就可以聊得很开心，什么人都坐下来开始讲话。到内地就“最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地方明明写着“禁止抽烟”，但居然可以抽烟，大家都会说“没事儿”，你大概要去揣摩某些规矩要守，某些规矩可以避开，也没人管你，很有弹性。可能你觉得我在反讽，其实一点这样的意思都没有。去巴黎、佛罗伦萨，当然是“最感动”，被他们的历史文化艺术打动，那么的深厚，不仅是被艺术品打动，是被他们对超越理想的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感动。

南都:在梁文道在序言里，你是一个不爱旅行的“文弱书生”，比如经常生病，害怕人多，不喜欢坐飞机。

马家辉:不是不喜欢，应该是“痛恨”坐飞机。我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去老挝采访，1988年那时候还叫“寮国”。我们在首都永珍，要坐飞机飞去一个旧城，是一架很小的飞机，我和一个法国摄影，还有一起等飞机的五六个人，看到几个人不断试图把飞机的螺旋桨发动，我们就坐在那边从下午等到傍晚，好几个钟头。一直发不动，后来又发动了，以为可以上飞机了，又告诉我们还是不行，让我们回旅馆等，明天再来。第二天去，顺利发动了，飞过去只要几十分钟，摇得不得了，中间几次好像快要掉下去，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自己吐得不可开交，其他几个老外，本来很镇定的，还看着我笑，到后来他们自己都脸色发白发绿，还好最后安全降落，我几乎要拿出纸笔写遗书了。

可能就是那一次之后我有“惧飞症”，避过一劫，等于我后面的生命是偷回来的。那时候年轻，生平首次面对死亡，那种捡回一命的感觉让我知道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死和不死就看机缘，可能就在发动引擎的那几个人员的一念之间，就在他们第一天决定要不要起飞的那一瞬间，对我的生命来说就是零跟一的区别。

南都:为什么不爱出门还要坚持旅行?

马家辉: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有强迫症，不喜欢动，我每天生活的行程都要非常规律，稍有变动我就很不自在，所以在美国硕士博士加起来八年，好多一般美国留学生会去的地方，我都没去过，连黄石公园都没去过。因为我的生活很固定，不喜欢出门。后来回到香港，三十多岁，想让我小孩多开开眼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出门。每次出门我都有个习惯，会很烦躁很啰嗦，下了飞机好一点，到最后几天又特别想回家，就是很婆妈的一个男人。

“我没考虑过写得好不好看”

南都:怎么想起给游记起名叫《死在这里也不错》呢?一个真正死在这里也不错的地方，你现在找到了吗?

马家辉:每个美好的地方都称得起“死在这里也不错”。美好的地方就像美好的人，像爱情，不止一个。我们往往会说服自己、甚至催眠自己说“就是他了”，但往往不是这样。可以理解我是一个贪心的人吧。当然每个个体、此物、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没有任何必然性说明它就是命中注定。没有必然的唯一，只有必然去认定的“唯一”。

这个书名来自有一年在爱丁堡艺术节，八月的英国，阳光很好，天气很舒服，我远远看着太太和女儿，坐在路边给艺术家画肖像。太阳打在我女儿脸上，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美好，当时心里就想到一句话“it s agood place to die.”以后有机会出本书吧，就叫这个名字。

南都:写过这么多专栏、评论，去年还出版了小说，你对写游记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体会吗?你觉得一篇好看的游记是怎样的?

马家辉:作为一个“放肆”的男人，我写作没有考虑过好不好看的问题。好看与否，在于读者，在于读者带着什么心情、什么准备、什么期待来读。我就用我习惯的语调、角度和笔法去写，我因为我这个“婆妈放肆中年男”的特点，会注意一些小地方，记录细节。比如我去湖南博物馆看千年女尸，我想一般的文化人写游记，大概会写这个女尸的历史啦，怎么保留啦，我写的是站在旁边那个导游。我站在旁边看的时候，这位导游一直称呼这具女尸为“夫人”，夫人怎么样，夫人怎么样的，我就觉得被保留下来的不仅是躯体，还有几千年的尊重，这一个词给我的感想就有很多。

南都:你的文章视线常常对准一些景点之外的旁人，而且特别细腻，所以旅行是你一种独有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吗?

马家辉:我写的是“snap-shot”，随拍，随手写。《死在这里也不错》有篇文章叫《花见》，写我们在东京看樱花，我看到一对男女在花下赏樱，有点年纪了，大概70来岁吧，彼此没有说话，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在心里为他们编一个故事，他们可能是夫妻，也可能以前是恋人，后来各自结婚了，约定来这里赏樱。日本人把“赏花”叫“花见”，我把它联想为“花下相见，不见不散”。“snapshot”是我写作的取向，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吧，没有什么大志，关注的都是生活的小事。

南都:这方面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文学范本的启发?

马家辉:小时候课本上有一篇沈从文的《箱子岩》，他写到好多年前一个湘西村落划龙船的民俗，过了好多年再回到那个地方，一切好像没有变。沈从文不是在赞美乡村文明的保留，相反是这样的不变、停留、没有进步。我不晓得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给我感觉就是，它很契合我性格里的某些特质。

比较近的，最打动我的，当然就是詹宏志的《旅行与读书》。詹先生也是我朋友，他读书的渊博、视野的广阔、深刻，每个人都佩服。在他的游记，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怎样带着他的大脑去旅行、去跟整个世界对话的，而不是找一堆材料来堆砌，他真的把脑袋里的知识跟世界结合。

南都:能否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马家辉:我正在努力跟我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搏斗，还是写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也是江湖题材，可以把它视为《龙头凤尾》的续集。现在写了9万字，可是已经改了12遍，最近又想到一个主意，很可能又要重改。我答应了三月交稿给出版社，可是没有办法。但也有可能写不下去就不写了，这样，我就是个只有一部小说，还在各地拿了21个肯定和荣誉的作家。这样也好，很酷，很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