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古代文字从右到左书写？

题主您问了个目前还没定论的问题。现在关于中文传统书写行款的成形，很多说法是因为简牍的书写习惯。右手握笔，左手持木简，写完后左手放下一根再拿起来一根，就排列成这种顺序了。还有一说是竹简串联时，因为方便工作造成的。甚至还有说因为方位尊卑问题。事实上，这些说法都很不严谨。简牍对行款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简牍不是最早的文字载体。在简牍之前，有甲骨与金文，中文行款真正成形，是在金文上。甲骨文的行款左起和右起，上行与下行都有。这一般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乌龟决定。准确说是龟甲等骨头……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个时期文字还没有定型，所以行款也比较飘忽。因为甲骨本身就不是平整的，所以总会根据需要调整字的方向与行次。这导致了甲骨文排列的混乱，向左或向右，甚至上下颠倒，彼此相反。更何况，有时候一片甲骨会重复使用，卜问几件毫无关系的不同事情。于是某些甲骨上的文字，甚至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在金文时期，青铜器上的文字才开始慢慢趋向成熟。其一就是文字的方向，其二是文字部件的位置。特别是西周晚期开始完善，进入一个稳定状态。这对行款习惯肯定也是有影响的。或者说，它们彼此是相互影响。因为有了规范的行款，所以文字会朝整齐的方向发展。而又为了文字形态的标准化，才开始注意行款的规范。在许多青铜器上，铭文旁有发现界格，这就是用来限定金文范围保证整齐的。行款的习惯开始固定时，大部分为右起左行，自上而下。直行应该是继承自甲骨文的。但不是全部。在金文里，也会有特殊行款，只是相对少见。目前出土青铜器中，以右起左行为主，但左起右行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右起左行代表者有毛公鼎。

请看最右边，右上角第一个字，是王。第一句铭文如下：“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这是非常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而左起右行的代表者有汤叔盘，也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器。

请看，一共四行。自左起，向右行。第一行字是最左边的“隹正月初吉壬午”。某些受限于器物形状，导致行款特殊的，仅仅是个例。譬如王白姜鬲，不应该当做影响行款的主要因素来考虑。上面举例的汤叔盘以及其他左起右行的虽然有一定数量，但还是相对较少。在金文家庭里属于少数派。目前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以右起左行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比较主流的习惯。在此之后，左起右行更少，至简牍时期，终于全部变成右起左行的行款了。为什么说简牍没有决定行款习惯呢？因为简牍有先写后编和先编后写两种情况。拿着编好了的直接动笔，这种事儿也是有的。而且在毛笔之前，我们其实是用小刀刻竹简的。所以有刀笔吏一称。那么因为怕糊墨，所以右起左行，这种事儿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了。必然是在简牍成为文字载体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右起的行款。所以后来的简牍才会用这种方式书写，并流传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古代青铜器为什么要固定为这种行款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敢说我知道的就肯定对。因为这件事儿现在没有定论，我也仅仅能够说一个我倾向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铭文工艺的流程导致的。在上古时期，会在青铜器上铭文的，都是为了记载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涵盖方面很广，从贵族生老病死到战争。越原始的时期，铸造工艺就越落后，也就越困难。所以商朝时候，金文刚刚发端，青铜器上的铭文就非常简约。最多者不过四十余字。到了周朝，铭文工艺得到进步，开始有了较长篇达千余字的金文出现。金文起于商，兴于周，当属确论无疑。在上古时期，文字属于一种宝贵的知识力量，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和星相学与天文学一样都属于贵族与巫觋阶级传承的统治力量。作为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匠，是不太可能掌握这种知识的。当然也是因为教育资源的有限。而在青铜器铸造工业成规模后，贵族们又不太可能去亲自动手去干这活。那么在铸造或刻写金文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辞内容，必然是识字的贵族阶级先写下来后，再交由工匠铸造的。就和后世立碑一样，书法家先写一篇墨宝，再交给工匠刻碑。工匠本人必然写不出那么好的字儿。金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青铜器铸成，一种是青铜器铸造完再后刻。不管是哪一种，有刻过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没有人是凭空动手的。必须都是先描线再刻，否则那字会飞的很难看。因为在许多青铜器上发现了界格，我们有理由相信，青铜器铭文是要保证齐整的。作为重要的礼器，铭文像王八一样乱爬显然也很不成样子。有界格作佐证，就有理由相信，为了保证齐整，必然是全部文辞同时描线同时刻模。
上图为西周晚期上图为西周晚期大克鼎拓片，界格清晰，请参考一下。假设我是一个铭文师，我要把字刻到铸模上，我就需要先用炭或别的什么东西简单的描一下。然后再在铸模上，认真制作出字的形状来。如果这个时候，我是自左起右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我刻完左上角第一个字后，右边字的描线已经被我的手蹭掉了。这只好再抄一遍。如果这字是贵族们亲自描上去的，就太糟糕了，可能会被殉葬耶。为了保证工作效率或者小命，我国第一批文字工作者，铭文师们，决定了后世数千年的行款。就是先自右上起，采用右起左行的方式刻字。这样可以保证辛辛苦苦描上的字不被大汗手蹭掉。既然采用了这种方式刻写，那么就实在不可能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来阅读了。于是行款就这样确定了。当然，我是赞同楼上郑兄提到的内模阳刻，翻过来变成右起左行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在简牍甚至纸张出现后，保持了这种行款，应该就是一种约定俗成。毕竟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没必要改了。这没什么好纠结的，就和某些靠左行驶的地方至今打死不改成靠右行驶一样。因为那里的人已经习惯靠左行驶了，改过来反而别扭。天津人至今也没有因为别的地方管果子叫油条，就把煎饼果子改名煎饼油条的。同理。日本受古中国影响，至今保持这种行款，就和靠左行驶一样。习惯了，没必要改。其他文化圈的人不习惯，那你们就活就活，入乡随俗呗。对于大陆的改变倒也没什么好非议的，毕竟现代电脑上就是这种行款嘛。当然以上仅仅是我个人比较信服的一种推论，对行款的形成原委至今还没有定论。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也是有几种不同方法的。具体怎么在铸模上呈现出各种文字与图案，现在对于当时技术手段全处于猜测阶段。这种猜测从清朝到现代，各种理论依然以假设为主，缺乏实证。也许在日后随考古工作进展突破，会有意外的惊喜，解开这个小谜题。除此以外的其他意见，欢迎一起讨论。

为什么《说文解字》要用小篆书写？

先纠正一下题主，《說文》不是小篆书写的，而是《說文》的五百四十部首和说解的字头，是以小篆字形为本。

我看了几个回答，都没有触及到核心问题，《說文》之所以要用小篆作为标准字头，简单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說文》的目的是为了解读先秦经典，而先秦经典是用籀篆古文字写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他的学术「正业」是「经学家」，是当时「古文经学」学术流派的殿军人物，文字学家只是他的「兼职」，《說文》只是「玩票」著作，却成为经典。

所谓的「古文经学」就是不搞「以今度古」，而是主张用训诂古文字的方法追本溯源，最大程度理解先秦经典的原始意义。

而我们知道东汉许慎当时通行的文字是隶书，古文学派解释经典，主要以战国古文字记载的经典为底本，这就必须要认识古文字，了解汉字的造字本义和源流演变，才能很好解经、传经。

第二，隶书字理丢失严重，小篆相对隶书保留字理较好。

汉代的隶书，经过了「隶变」，很多汉字已经丢失了字理，从字形上无法分析造字本义。所以，要用造字理据保存得相对较好的篆文进行分析、说解。

传世文献认为小篆是李斯整理，虽然相对大篆有少许简化，但是字形更加规范标准，是很适合成为字典的标准字形。（小篆肯定不是李斯一人之工）。

看一下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石鼓文和秦代留下刻碑就知道，大篆古朴浑厚，小篆是规范秀丽：

下面就详细的讲这个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1、汉字隶变带来的问题。

2、汉代学术流派之大背景。

知道了这两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汉字中，【籀篆】属于古文字系统，【隶楷】属于今文字系统：

• 【籀篆】形体的特点：象形程度较高，笔画弯曲，也就是《說文》所说的：画其成物，随体诘诎。
  

• 【隶楷】形体特点：象形程度低，形体简化，蚕头燕尾，横平竖直。
  

【籀篆】变为【隶楷】叫做【隶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传世文献认为隶变发生在秦汉，但从目前出土文献来看，最早可能在战国中晚期就有隶书，也即所谓的【古隶】。

比如：现今所见最早的隶书――战国时代秦国的【青川木牍】：

正如学者吴伯陶所言：

小篆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划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诘屈，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

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引自：吴伯陶(1978)， 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 ，《文物》 ，1978年02期

但是，隶变的讹省，虽然简化了汉字，也让汉字的字理丢失严重，从字形上看不出造字理据。

比如我在其他答案中，经常提到的：隶变导致的【异字（部件）同形】、【同字（部件）异形】。

【异字（部件）同形】例子，如：「奉、春、秦」上面的「三人」，叫做【春字头】，在篆书中完全不同：

汉字「奉、春、秦」用隶楷字形，完全没有办法分析，怎么归纳部首？？

只有上溯到篆书才知道，「春」的部首是「艸」，秦从「舂」从「禾」。「奉」是从「手」，像「双手奉物」之形。

【同字（部件）异形】跟上面例子则刚好相反，如：「舞、登、乘」在古文字中是完全一样的「双脚（止）」这个象形符号，但是在今文字中却变成不一样的符号：

综上所述，许慎东汉时代，通行的文字是隶书，楷书刚刚萌芽，如果以字理丢失如此严重隶书进行部首归类、说解，显然是做不到有条不紊的部首分类，也难以知道汉字的造字本义和源流演变，也就谈不上准确的解释以先秦古文字记载的经典。

那你会说：东汉时代的古人，离先秦那么近，难道不知道先秦古文字的造字意思？

还真是这样，汉代的人真不比今天的我们对汉字的原始本义知道得多。我们今天比古人都知道得多，因为考古学出土了大量的先秦一手文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很多儒家经典文献散佚、失传。

汉初重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儒家得宠，于是儒生开始整理、集结散佚失传儒家经典，朝廷设五经博士：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易经。这是当时的官学。

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就是【春秋经博士】。

当时儒家经书是口耳相传，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记载，很大程度可能偏离了先秦经典原貌，但今文经学学派认为这不重要，应该与时俱进，经世致用，还加入大量的占卜、阴阳学说，提倡天人感应，以符合当时政治需要，故被列入官学，成为正统。代表人物如：董仲舒、公孙弘等。

西汉孔壁《古文尚书》被发现的时候，离战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全国上下老博士没几个人认得，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对《古文尚书》悉心研究作传，终成经学大家，也就是所谓的【尚书古文学派】。

在汉哀帝时候，大学者刘歆，以无与伦比的天才，深厚的考证功力，使得古文经学派突起。

（刘歆有多天才？在两千多年就考证出武王伐商的具体年限，跟今天夏商周断代工程误差不超过一百年。）

古文经学派认为：

经典皆史，重文字训诂，考典制和史实，是一种严谨、实证主义的学风。

他们能对经典古籍作出正确合理的训释，也是后人理解经典的重要参考。

代表人物如：刘歆、贾逵、马融、郑玄。

简单的说：

• 今文学派以今文字经典为底本，学风有点像今天的学术超女：于丹，不重考据，脑补解释，而且今文学派其学术与政治纠缠很深。
  

• 古文学派以战国古文字经典为底本，虽然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有政治上明争暗斗，但做学术还是【纯学术派】，不搞玄学，不搞脑补，实事求是，言必有证。
  

而许慎正是师承孔安国、贾逵等古文经学家，《說文》中经常引用孔安国、贾侍中的结论。马融赞许慎「五经无双」。

但许慎的经学著作《五经异义》已经散佚。只有《说文解字》这部伟大的著作流传下来。

如果，不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起到古今字桥梁的作用，很多古文字可能我们无法破解，先秦文献我们也很难读懂。那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如甲骨文中很多字，都是依据《說文》破解的。

今文经学式微，古文经学一直是后继有人，到明清形成所谓乾嘉考据学，出现了一大批天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戴震，清代《說文》四家，晚清民国的章太炎、陈寅恪等，甚至是胡适都是可以算承袭古文经学的衣钵。

最后，不知道清楚了吗？总结一下：

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研究儒家经典是以战国古文字为底本，训诂考证，以此诠释阐发，为往圣继绝学，而编《說文》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经典。

而且，汉代隶书字理丢失严重，无法窥见汉字本义和源流，所以，《說文》是理所当然用字理保存得较好的小篆（秦篆）作为字头训解。